冯骥才70岁"从头开始" 把时间献给传统村落保护

冯骥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翻阅起自己的回忆画册。记者 郑 娜摄

　　过去十余年，他把抢救民间文化做得轰轰烈烈，以至于人们几乎忘了他同时也是优秀的作家、画家、教育家。70岁后，他决定把自己未来的时间都献给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为了这项新的事业，他打算再次“从头开始”。

　　冯骥才70岁了。

　　白发是有的，但不算多。岁月并不总是催人老，尤其对于他。天生的强健体魄，常年勤于思考与走南闯北的田野调查，让他依然精力充沛，可以大声谈笑，走路生风，脑子里、手边上有干不完的事儿。

　　过去十余年，他把抢救民间文化做得轰轰烈烈，以至于人们几乎忘了他同时也是优秀的作家、画家、教育家。大多时候，大家眼中的他，是不停顿抨击伤害文化传统时弊的学者，是大量而密集地发动一场场抢救运动的知识分子，拷问的都是令这个时代振聋发聩的命题。他说，我把自己钉在了文化的十字架上。

　　对于自己，他则很少谈论。很多朋友，甚至不知道他的家世。不只别人，连他自己也常常因为忙碌而忘记年龄，忘记自己。直到某一天，突然发现，不知从何时起，自己在镜头里变成了眉头紧蹙、忧思重重的老头。直到某一天，《时光倒流七十年》的音乐击中他，翻天覆地般伤感的旋律把他带回时光隧道，数不清的往事迎头飞来。

　　童年和少年是一团发光的梦

　　在冯骥才的印象里，童年到少年是一团发光的梦：明亮、温暖、朦胧、无忧无虑。

　　他虽然出生在天津，他父亲的家族却在浙江宁波，母亲则来自齐鲁大地的名城济宁。准确地说，他出生在一个商人的家庭，从爷爷到父亲都是一生经商。父亲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们家在天津英租界腹地大理道有4栋楼宇，光汽车就有4辆，两个司机，8个佣人。

　　殷实的家境并没有助长冯骥才的纨绔之气，反而很早就让他看淡了钱这回事，“我的天性看不到生活中的商机，对营利的事毫无兴趣”。然而，对于“我是谁”“我将来会死吗”“宇宙的边儿在哪里”这类问题他却十分好奇，勤于思索。

　　人的天性从少年时期就可以看出来。母亲说小时候的冯骥才，早晨没睁开眼时已经开始说话了，晚间眼睛合上仍然没有闭嘴；只要有一点精力都会把嘴巴使尽——他至今仍然如此：对世界充满好奇，很多时间在自己的想象中而不是在现实中生活。

　　由于太不守规矩，初中一年级他就被学校贴告示警告处分。到初二加入少先队时，他的身高已超过一米七，对运动特别是篮球和足球热情高涨，一直是学校的篮球中锋。初中三年级时，他开始学习国画，曾先后师从严六符、惠孝同、溥佐、张其翼。此后，又师从国学家吴玉如学习古文。

　　与生俱来的绘画天赋本可带他走上更高的学府。然而高中毕业后，在考取中央美院而大有希望被录取的当口，他最终因为“阶级出身不好”被拒之门外。1966年开始的红色风暴，将他艺术的、唯美的、理想主义的世界一夜粉碎，迅速摧毁他的家庭。为了生计，他先后做过业务推销员、塑料印刷工，画过草帽和玻璃镜片，饱受磨难。那团发光的梦一度被掩埋了起来。

　　文学和绘画已经成为生命方式

　　在急转直下、一落千丈的骤变之后，冯骥才放下画笔，拿起了更沉重的文学的笔。那段时期，他手不释卷地阅读中外名著与艺术史，一个人站在屋子里背诵《蜀道难》、《赤壁赋》、《致大海》；挎着相机走街串巷调查本地乡土文学，还大着胆子给报社投稿。

　　“当时我所做的一切都出自兴趣爱好而非理智的选择。我感到一种东西在我心里发光，有时这东西跑到我前边吸引着我，这是一种艺术的理想。”

　　1979年到1989年，冯骥才是属于文学的。《铺满鲜花的歧路》、《啊》、《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感谢生活》……那时，他每一部作品出来，都会收到数百上万封读者来信。有的信打开时，沙沙作响，是读者写信时泪水滴在上边所致。

　　如果那么坚持走下去的话，冯骥才或许会成为一代文学巨匠，抑或是一流的画家。他的挚友之一，著名导演谢晋曾好意劝他：你的精力太分散了，如果能集中干任何一件事都会不得了。话虽有理，但冯骥才依然我行我素。比起集中精力干一件事，他更喜欢来回穿梭的感觉。

　　文学和绘画与他相伴半个世纪，如今虽不是他的主业，却已成为他的生命方式。所谓生命方式，就是不管干什么，他身上总能保存着浪漫、敏感和想象力这些编码，不生不灭，不增不减。

　　“这几年，灵感还是往我身上扑，我能做的就是推开它。”

　　不久前，他一个人在屋里放着音乐，看着墙，刚好有黄昏的风吹照在墙上，突然就觉得像一片秋天的松柏，秋天的风吹过来，一大片叶子在飘，有一些光影在闪。当时他想回去后一定要把它画下来，可是回家后已经精疲力尽，只好放弃。

　　这些年老在路上，他脑子里常会浮现出许多小说的人物、细节，可是每次差不多想好的时候，终点到了，一下车，一握手，一说话，一吃饭就全忘了。不能随时写和画，难免会遗憾，不过把想象当做一种享受，现在的他也乐在其中。

　　继续向巨大的无形的对手宣战

　　在被认为是最充满创作活力的年华，冯骥才丢开最热爱的文学与绘画，去做一名文化的守护者。他承认：“开始时，只是出于一种文化情怀，并不知道我已经把另一种责任拿了起来”。

　　近20年来，他卫古城，哭古街，救年画……不辞辛苦，踏遍河北、山东、山西、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7个省份的几十个村落，进行登记普查。他没想到，自己一生最忙的时期竟是在甲子之年。

　　他已然分不清这一切是命运的驱动，还是责任的使然。总之，他常常觉得自己把一座沉重无比的大山压在脊梁上，并不时听到“自己脊梁骨嘎嘎作响”。在这个人们多半要“告老还乡”的人生阶段，他自己忽然站到了自己的肩上——忘了自己和看清楚了世界。

　　这些年来，他不是没有成就感，但挫败感也常伴左右。有时他觉得自己成功了，有时又觉得很失败，特别是当他面对着巨大的无形的对手——这个对手无所不在，不是商人，不是官员——是这个社会巨大的利益需求。

　　去年“两会”期间，他和一位政协委员就应不应该把钱写进价值观起了争论。金钱是需求不是追求，文化不能产业化政绩化……诸如此类的观点，只要有机会，他向来不惧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不只要告诉全社会，还要告诉那个“无奈、孤单和弱小却不肯放弃的我”，“如果你不能证明我错了，我就决不会停下来或者掉过头去”。

　　“人们自己走自己的路，谁也不管谁，而我却选定了这样一条路……这是一条时而欢乐，时而痛苦的路；这是一条充满荆棘的路；一条爬上去艰辛，滑下来危险的路……但我决意走这样的路，因为它是一条真实的路。”年轻时，冯骥才在最灰暗的时候写过一首叫《路》的诗。

　　这首诗今天读起来有着另一番骨气。去年过完70岁生日的第二天，他跳下床挥笔写了“春回”二字，问自己：难道我还要站在生活的激流中吗？答案不言而喻。他已经决定把自己未来的时间都献给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为了这项新的事业，他打算再次“从头开始”，从头开始普查，从头开始制定标准，从头开始设计规划，从头开始面对新的困境，寻找新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