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泰戈尔到莫言 “诺贝尔”眼神何以迷恋东方色彩

　　“诺贝尔”眼神何以迷恋“东方色彩”

　　从泰戈尔到莫言，亚洲作家帮助西方读者打开文学新视野

　　引言

　　1月24日，布克国际文学奖评委会公布了该奖项2013年提名作家名单，中国作家阎连科获得提名，并成为角逐该奖项的10位作家中唯一的中国作家。这一消息公布后，再一次引发国人对世界级文学奖的关注。十多年来，中国本土作家和华裔作家在各个国际文学奖中获奖频频，甚至超过日本作家，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最终也在村上春树和莫言中选择了后者。这究竟是由于中国在世界影响力的提高所致，还是中国当代文学30年的发展，最终开花结果获得了和世界文学对话的实力？

　　文学与政治总是或显或隐地纠缠在一起，难以相互撇清，虽然莫言在诺贝尔颁奖发布会现场答记者问时说：“获奖是我个人的事情。诺贝尔奖从来都是颁给一个作家，而不是颁给国家。”但与其说这是一个事实，不如说是一个期盼。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作为由瑞典皇家学院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在亚洲作家身上从来难免其“东方主义”的色彩，只是从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到莫言，其间有着某种显著的变化。

　　泰戈尔：宁静的东方

　　1913年，印度诗人泰戈尔凭借《吉檀枷利》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当时的殖民背景下，这一事件影响颇大，加拿大《环球报》撰文充满不屑：“诺贝尔奖金第一次授予一个不是我们称之为白人的人。诚然，对我们而言，要欣然接受一个名叫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人获得一项世界性文学奖金的看法，尚需时日，这个名字读起来那么诘屈聱牙，以致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时，仿佛觉得它不是真的。”那为何在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要颁给一个连名字都“诘屈聱牙”的作家？

　　泰戈尔曾三度前往英国，而直到1912年第三次英国之游之前，即使在印度本土其知名度也一般。1912年前往伦敦前夕，泰戈尔首次用英语翻译了他自己用孟加拉语写成的《吉檀枷利》中的部分诗歌，他后来回忆说：“那些翻译的书成了我访问西方世界的资本，命运使我逐渐在印度以外的世界获得了地位，虽然这并非我的本意。”是年5月，在给他的英国好友、伦敦皇家美术学院院长罗森斯坦看了他的译诗后，后者即将手稿转给诗人叶芝。叶芝对泰戈尔大加赞扬，而罗森斯坦则正式将泰戈尔介绍给叶芝以及当时旅居欧洲的美国诗人庞德。7月，罗森斯坦在家中为泰戈尔召开了诗歌朗诵会，11月，伦敦印度学会出版了英文版《吉檀枷利》，当地媒体报道不断，泰戈尔正式为英语读者所接受。随后，由英国诗人穆尔推荐，瑞典皇家学院将次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泰戈尔。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称泰戈尔的《吉檀迦利》“自去年开始，已实实在在地归属于英语文学了”，“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这诗出之于高超的技巧，并由于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业已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并称“我们毫无理由因为这位诗人在欧洲的知名度相对不高而有所犹豫，他的名字在欧洲尚未尽人皆知，乃是由于他的家乡远离欧洲之故。”这份当时的评语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然而泰戈尔之为欧洲读者所熟知，除了诗作散文本身精彩之外，翻译也相当重要。《吉檀迦利》在他本人译成英语之后，还经诗人叶芝润色，同时，法语版译者纪德，西班牙语版译者希梅内斯本身亦是文学家。

　　另一方面，回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工业文明和科学理性的急速发展的另一面是人的异化，正如诺贝尔颁奖词中所说：“西方人过的是一种匆忙的、疲于奔命的生活；与这些恰恰相反，泰戈尔向我们展示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这种文化在印度辽阔的、平静的、奉为神圣的森林中达到了完美的境界。”泰戈尔诗作中的宁静的东方恰好契合了欧洲人对精神家园回归的普遍期待。诗人庞德认为泰戈尔的诗作令人“突然发现了自然的新希腊，像平稳回到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一样，它使我感到，一个寂静的感觉来到我们机械的轰鸣中。”

　　这些赞美之辞背后有多少投向神秘的印度次大陆的目光？然而泰戈尔并非只是一个代表了神秘的东方的诗人，当时的欧洲看不到他民族主义的另一面，因而在一战之后，对他的态度开始逐渐冷淡。

　　“美”或“暧昧”的日本

　　在日本文学中，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是恰成对照的两个存在。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身穿带着家徽的和服，在瑞典发表了演讲《我在美的日本》。而26年后的1994年，身着燕尾服的大江健三郎在同一个地方用英语演讲了《我在暧昧的日本》。

　　川端康成获奖的年代，是冷战背景下的1968年，东西方处于对立状态。第三世界的潮流是民族解放，而当时的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则深深不满于现状。川端康成作品中的“日本性”似乎扮演了一个完全他者的“东方文明”，具有十分的异国情调。诺贝尔的颁奖辞称：“川端康成先生显然受到欧洲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洗礼，同时也立足于日本古典文学，对纯粹的日本传统体裁，显然加以维护和继承。”“我们对日本人的传统观念及其本质，几乎一无所知，似乎无法领略川端作品的奥蕴。然而，读了他的作品，又似乎觉得，他在气质上同西欧现代作家有某些相似之处。说到这一点，我们脑海里首先浮现出来的，便是屠格涅夫。”西方读者需通过屠格涅夫作品中感伤的氛围来领略川端康成的精神特质，然而，在《我在美的日本》中，川端康成丝毫没有提到一个西方作家，并在结尾以典型日本式的委婉语气进行了反驳：“有的评论家说我的作品是虚无的，不过这不等于西方所说的虚无主义。我觉得这在‘心灵’上，根本是不相同的。”

　　去年，日本NHK电视新闻在报道诺贝尔文学奖预测的同时爆料称，川端康成获奖的原因之一是日本政府的积极参与。当时的日本驻瑞典大使松井明向日本政府发电报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已经有了一个倾向，即打开视野，把眼光投放到西方之外，但同时也苦于没有更多的西文翻译，所以几乎无从下手。因此，日本应全力以赴推进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扩散。”松井向西方推介了川端康成作品的英文翻译，同时还有之前的谷崎润一郎和安部公房。对此，千野政拓教授表示，他也是通过NHK的报道才第一次听说此事，无法判断是否真实，若属实，则与其说是政府的参与，不如说是瑞典学院先有了意向，再由大使个人来牵线推动。其实，这种猜测恰说明了亚洲国家对诺贝尔文学奖某种亟待认可的焦虑。

　　无论如何，川端康成的获奖令日本第一次跻身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国家的行列。正如颁奖辞中所言，这一决定从根本上来讲，有两点重要意义：“其一，川端以卓越的艺术手法表现了具有道德伦理价值的文化思想；其二，川端先生在架构东方与西方之间精神桥梁上，做出了贡献。”

　　二十多年后，世界从冷战进入了全球化格局，大江健三郎的获奖，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瑞典学院态度的变化：不再强调绝对的“民族性”，从“东方主义”的视角中脱离开。千野政拓教授告诉记者，大江健三郎获奖的时候，日本文学的翻译作品和海外的读者都已增加，而诺贝尔文学奖对西方以外文学的关注也已普遍化。在他之前有墨西哥诗人帕斯、南非女作家戈蒂默尔、加勒比诗人瓦尔科特和美国黑人女作家莫里森，这些作家都有着共同的特点，即同时立足于本国文学，又不局限于本国的文化传统，而往往将自身的文化传统放到当今世界文化的整体性中来考量。

　　大江健三郎的获奖演讲《我在暧昧的日本》无疑带有对川端康成演讲的讽刺，但他也并非“抛弃了传统的殖民地心态”。大江健三郎在演讲词中说：“我所谓的日本的‘暧昧’是贯穿了整个现代时期的慢性疾病。日本的经济繁荣也没有能摆脱这种疾病，而伴随着的是在世界经济结构的光照下出现的各种潜在危险。”作为亚洲“优等生”的日本，在模仿西欧的同时却并未被接纳，而在亚洲本土，则由于侵略者的角色愈发孤立。政治与经济上如此，文化上亦然。作为战后出生的新生代作家，大江健三郎无法再完全认同川端康成的“美”之日本，他的作品所关注的反战、反核等话题是与西方共享的，他所书写的是带有传统与现代双重性、充满了反思的日本。

　　诺贝尔颁奖辞便称大江健三郎的作品“通过诗意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把现实与神话紧密凝缩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绘现代的芸芸众生相，给人们带来了冲击。”对“东方性”的观照减弱了，取而代之的是作家既植根于本土，同时表现普遍性的能力。

　　莫言：独特的“乡土”

　　其实，早在2006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就写了一篇题为《中国谁最靠近诺贝尔奖》的文章，其中将莫言列为第一推荐对象。在这篇文章中，他说：“在莫言的小说中可以找到当代国际学界最热门的所有的主题，包括传统文化、地域特色、人性的怪异、历史的异化、民族认同等等，这些既是现代性的表达，又充满后现代的蛊惑人心的意味。”可以说，莫言独特的“乡土”经验和传统、现代杂糅的书写形式令他能够不限于中国，而对世界文学具有新鲜的冲击力。

　　瑞典诺贝尔博物馆文学研究员克里斯蒂安·弗雷德告诉记者，许多欧洲读者，包括他自己，都觉得莫言的小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中锐利的感官细节的描写。他说：“当我读完《天堂蒜薹之歌》时，甚至仿佛能在指尖嗅到腐烂的蒜薹的气味。美与丑、苦难和幽默总是在莫言的作品中如影随形，而伟大的作家总能描绘这类不确定性。”他认为莫言的写作生动有力，充满暗喻，震撼人心。

　　他相信莫言的获奖帮助西方读者打开了新的文学视野。对他们而言，莫言的作品既有有趣的异国情调，同时也揭示了普遍的人性。

　　在诺贝尔文学奖给莫言的颁奖辞中，称他为“诗人”，说：“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在这些民间故事中，驴与猪的吵闹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被赋予了超自然的能量。”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倪文尖认为，因为是表征某种集体无意识，好作家必定会书写生活其间的某个共同体，所谓的“乡土”也不应去政治化、去语境化，变成一种抽象的全球性的“乡土”，而应当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莫言所写的“高密东北乡”正是因为丰厚的农村生活体验而逃离了单面的危险，他的作品大都正面处理中国的农村经验，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一系列政治运动下的农村，具备了相当深刻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这才是莫言的与众不同之处。

　　在诺贝尔颁奖辞中说：“莫言的故事有着神秘和寓意，让所有的价值观得到体现。莫言的人物充满活力，他们甚至用不道德的办法和手段实现他们生活目标，打破命运和政治的牢笼。”大江健三郎曾说，他和莫言之间的联系在于他们同在古老的亚洲这片土地上，而这个亚洲并不是作为新兴经济势力而受到宠爱的亚洲，而是蕴含着持久的贫困和混沌的富庶的亚洲。可以说，莫言充满历史的具象苦难、执着于乡土而又超越乡土的作品获诺贝尔文学奖青睐毫不奇怪。

　　对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认为，莫言的获奖释放了中国文学界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焦虑和压力，同时，莫言的获奖证明了中国文化正日益受到世界关注。而当下既融入世界潮流又具独特性的中国文化，恰能在莫言的作品中得到体现，这是一种不对立的、大气的文化。他说：“莫言作品中强烈的高密乡的想象，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文学中都是独特的。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创作与生命在自己的土地上找到了独有的源泉。不少书写乡土的拉美作家，也曾受过西方教育，而莫言则是以自己不寻常的生活经历书写了20世纪民族的历史，在他的作品中，用充满内爆力的叙述体现了一种生命的极限，一种中国人永不屈服的精神。”

　　本报见习记者 黄纯一

　　■相关链接 布克奖

　　布克奖被认为是当代英语小说界的最高奖项，也是世界文坛上影响最大的文学大奖之一，每年颁发一次。布克国际文学奖则是由布克奖主办机构于2005年创立、作为前者补充的奖项。该奖面向全球以英语写作或作品有英译本的在世作家，每两年颁发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