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临终前揭发江青是叛徒：知情者可找徐明清(5)

　　王观澜夫妇受邀参加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宴”

　　经过两个多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最终得以解决，她本人也于1937年11月进入抗大学习。

　　在抗大学习期间，江青和毛泽东有了频繁接触。她经常以向毛泽东请教问题为由，到毛泽东住的窑洞来作客。很快，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消息便在延安不胫而走。

　　据徐明清回忆，就在那一阶段，组织上又一次找到徐明清，向她了解江青的情况。这次了解的重点，是江青在上海时各方面的表现。徐明清根据当时的传闻推测，这大概是为了江青和毛泽东的婚事。

　　徐明清向组织交谈的内容，与她为江青写过的证明材料大体上相差不多，但她还是实事求是地讲了自己所听说的江青在上海时的那些事。

　　1938年4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时，江青从抗大调到了鲁艺，在那里担任戏剧教师。1938年8月，江青又接到一个重要调令，调她到中央军委办公室当秘书，实际上就是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于江青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从这以后，她和毛泽东就生活在一起了。

　　由于当时处在战争年代，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并没有举行比较正式的仪式。

　　据叶子龙回忆，1938年的一天，贺龙来延安，在与毛泽东谈完工作临出门时，半开玩笑地对毛泽东说：“主席，结婚大喜，也不请我们喝酒？”毛泽东随即对身边的叶子龙说：“子龙，你办两桌饭，让他们吃一吃。”

　　叶子龙随即筹办好了酒菜，毛泽东邀请了朱德、周恩来、贺龙、王若飞等人。

　　叶子龙后来向笔者讲述这件事时，说毛泽东因结婚请吃饭共有两次。在贺龙等之后，又请了一次，徐明清和丈夫王观澜在第二次被邀请者之列。

　　那天，一起被邀请的，还有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等，江青坐在毛泽东身边，殷勤地为客人们敬酒夹菜。

　　建国后，江青一直以领袖夫人自居，养病赋闲，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王观澜夫妇再不能像延安时那样，可以经常出入毛泽东、江青的住处，一起聊天谈心了。

　　1966年“文革”爆发，江青一跃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成为政治舞台上炙手可热的人物。而徐明清则因在1935年4月曾被国民党特务抓捕，成了“审查对象”，不容她阐明、申辩。1972年，徐明清被定为“叛徒”，开除出党。此后，她多次向上级反映实情，但都被指斥为态度不老实。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徐明清想到，江青此时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很大的影响力，她对自己被捕的情况是有所了解的。于是，她在1973年6月2日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她写道：“30年代我在上海参加革命活动的总的情况，想您是有印象的。我的一生所作所为，想您大体是了解的。”她希望江青能如实作证，推倒扣在她身上的叛徒罪名。

　　第一封信没有回音，徐明清想是江青没收到，于6月19日又写了一封，但依然石沉大海。到了11月份，徐明清再次提起笔，给江青写了第三封信，恳请她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为自己的历史作证。

　　然而，徐明清的希望还是破灭了，江青对她的请求根本未置一词。徐明清的家人说，以当年徐明清曾照顾过落魄时的江青这种关系，如果江青看到了那几封信，却不予理睬的话，实在是说不过去的。

　　结果，在“文革”那一段惨痛的日子里，徐明清始终过着挨斗、受批的生活。

　　江青档案里的证明材料，成了徐明清入冤狱的祸根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

　　然而，让徐明清万万没有想到，她竟会于此际突遇大祸，蒙受了一场更为不堪的冤屈。

　　中央专案组开始审查江青的历史和罪行时，从江青的档案材料中发现：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晨更工学团”时，徐明清曾是江青的领导，两人有过一段来往；1937年在延安时，徐明清还为江青写过一份证明她在上海参加过革命活动、表现进步的材料。

　　于是，专案组通过公安部找到了徐明清，要她揭发江青的罪行。徐明清记得，在那几天里，一位副部长带着一个书记员，每天乘一辆灰色吉姆车来王观澜家，一谈就是一上午，非常严肃，连口水也不喝。他们要求徐明清站在党的立场上，揭发江青的历史问题。

　　但徐明清认为自己并不知晓江青的历史问题，无法作出揭发。她的态度是，无论对待什么人，都应该实事求是，自己不知道的不能乱说，不能不顾事实去造谣捏造。

　　就此，有关方面以“帮助江青混入革命队伍，给江青写过信，长期包庇江青”的罪名，将徐明清正式逮捕，关押在一个至今她和她的家人都弄不清楚的地点。

　　徐明清写下的材料，被审讯人员认为是“客观主义”，不老实，总也通不过。每次谈完话，那些人都放下几张纸，让她继续写。几轮下来，他们仍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这些人急了，大声训斥徐明清：“你这个人，不吃敬酒吃罚酒。让你写江青怎么叛变的，你写了不就没问题了嘛，不就可以放你回家了嘛！”

　　徐明清说道：“江青被捕和我不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并不清楚她被捕后是否叛变，更不知道她叛变的细节，我怎么能写呢？我也写不出来啊！”

　　于是，审讯人员对徐明清实行“车轮战”，一天提审数次，白天黑夜不让她睡觉。如此的精神和肉体摧残，巨大的政治压力，折磨得徐明清头脑晕痛，握笔颤抖，几乎神经错乱。

　　1977年1月8日，徐明清被迫写下了一份交代材料。

　　徐明清万万没料到，两个多月后，她写的那份材料竟被影印收入一份“红头”文件，即《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之中，并于1977年3月6日印发全国。文件的按语中说：

　　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两人先后被捕，自首叛变。她们1937年混入延安前就订立攻守同盟，长期互相包庇……同年10月，她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

　　正是这样的一份中央文件，让徐明清的名誉扫地，蒙受冤狱，而且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