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背后：编辑向毛主席逼"文债"

　　每年3月5日，是“向雷锋同志学习”纪念日。“学习雷锋”的标语随处可见，成为一种时代风景。然而，少为人知的是，毛泽东的题词并非是在当年的3月5日，而是在2月22日；更鲜为人知的是，最早刊登毛泽东主席为雷锋题词的媒体不是《中国青年》而是《新民晚报》，且目前发现多份有关毛泽东主席为雷锋题词的手迹。《寻找雷锋》一书记载了这段历史。

　　宣传战催生题词之念

　　1963年，面对全国宣传雷锋的火热局面，当时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听了有关汇报后，以极大的热情充分肯定了宣传雷锋事迹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并要求共青团系统加大对雷锋的宣传强度，组织全国青少年以实际行动向雷锋学习。

　　对胡耀邦的指示与号召，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当然应带头响应、责无旁贷，但作为半月刊的《中国青年》杂志，如果还是发表雷锋日记摘抄、组织纪念和学习雷锋的文章，显然在宣传速度上和报纸相比自然是稍逊一筹的，因此，他们立即发动全社人员献计献策，并召开编委会，精心研究，开动脑筋，另辟蹊径，千方百计找出新的角度，迎头赶上甚至超前于全国宣传雷锋的其他兄弟报刊。

　　经过反复思考和讨论，《中国青年》编委会最后决定:编辑出版一本“学习雷锋”专辑。由于国家还没有完全度过困难时期，报纸非常紧张，此前的《中国青年》不得不由每期32页改为24页。而24页的篇幅要做一本“学习雷锋”专辑还是显得太“轻”，为了使这本专辑够分量，编委会决定将5、6两期合刊，出48页。

　　根据编委会的决定，从各编辑部抽调骨干力量，专门组成一个“学习雷锋”专辑编辑组，具体讨论编辑计划和组织落实。

　　那时，王江云在《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组当副组长，被抽调到这个编辑组。在讨论编辑计划时，大家主要讨论如何在其他报刊已经宣传的基础上做到后来居上，都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有人提出请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郭沫若等党内名望甚高的“四老”为学雷锋活动题词。这些设想应该说都很好，得到了同仁的首肯。就在讨论的过程中，王江云忽然想到了毛主席为刘胡兰题词的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正是毛主席的这一题词，使刘胡兰的事迹广为人知并激励了亿万青年，现在出了雷锋这样一个新时代的英雄，如果毛主席能题词，那将会是多么巨大的号召力啊！

　　于是，王江云说出了请毛主席题词的想法。大家一听都很兴奋地表示赞同:“对，请毛主席题词。”

　　“中南海，呈毛主席”

　　但冷静之后，又都认为请毛主席题词，非同小可，不是一般的动议，是不是有点太敢想敢干了？能有把握吗？会上又有人说:不试怎么能知道行不行呢？王江云的一位同事说，毛主席一向关心青年，关心《中国青年》杂志，对雷锋这样一个值得青年学习的榜样，说不定会答应题词的。就这样，大家抱着希望和忐忑不安的心情向毛主席发出了请他题词的信函。

　　主要内容是:“现在全国已掀起一个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我们《中国青年》拟出一期‘学习雷锋’的专辑，向全国人民推荐这个先进典型，教育青年一代在社会主义时期更好地锻炼成长，恳请您老人家为雷锋题词。”给主席的信不长，大约三四百字。

　　曾有人回忆说信件由时任思想教育研究组组长的黎勤起草，但也有人证实是由《中国青年》女编辑朱伯颖起草的。

　　起草好信稿后，经过该社领导反复斟酌，修改好后，请毛笔字写得好的编辑丁有和用毛笔在一张小的竖的宣纸上抄写了一遍。丁有和在后来一篇文章里回忆此事时写道:“接受这个任务，我感到光荣，很用心地给抄了出来，是用中国老式的竖行信纸写的，总共也不过两页。写完以后，大家认为很满意，就寄出去了。”这封信的信封也是丁有和写的，他工工整整地抄写下醒目的两行大字:中南海，呈毛主席。

　　当时，中直机关有人听说此事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们说，毛主席给刘胡兰题过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为白求恩和张思德分别写过纪念文章，可那是发生在战争年代，和平时期还未见他老人家给其他普通人题过词？

　　向最高领袖逼“文债”

　　给毛泽东的信是1963年2月16日送到中南海的。朱伯颖43年后回忆说:“因为当时是我起草这封信，就由我来与毛主席办公室联系。我是1959年才到杂志社，是新兵。我以前没有跟毛主席办公室联系过，当时社里联系过的同志不少。信送出后几天我就给主席办公室打电话，接电话的是林克，我问信收到没有，主席看了没有，他题不题词。林克说信收到了，主席也看了，但没有表态。我们当时想主席没有表态也就是没有拒绝，还有希望，那就等一等。”

　　毛泽东在阅读《中国青年》的来信前，已经从《人民日报》上读到了雷锋的事迹和日记摘抄，也阅读了团中央的关于开展向雷锋学习的汇报材料，他在思考:“大跃进”之后，紧接着三年自然灾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受到损害，党群关系也疏远了，国际上，中苏正在论战。国内外这一系列事实与现状，令毛泽东再三思考千年大计——中国的前途和未来。1962年，他曾有过一次谈话，说美国要想在中国第一、第二代身上进行和平演变是不可能的了，他们只能把和平演变寄希望于中国的第三、四代身上。一个有实际意义的想法在毛泽东的脑海里油然而生，要教育青少年有坚定的信念和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雷锋不正是一个鲜活的教材和绝好的榜样吗？于是，毛泽东决定为雷锋题词。

　　朱伯颖回忆说:“过几天我又给林克打电话，当时我很紧张，主席万一工作很紧张，他不题了，也没辙。结果一问，林克说毛主席说他决定给你们题词。我高兴得不得了。”

　　听了这个回答，《中国青年》编辑部的同志都很兴奋，接着请主席办公室的同志转告主席，“‘学习雷锋’专辑准备3月1日出版，付印时间2月26日，请主席最好能在2月25日前题好。”

　　这不是向最高领袖逼“文债”吗？不过，毛泽东还真地满足了他们的愿望。

　　《新民晚报》首发题词

　　2月22日下午3点多钟，《中国青年》女编辑朱伯颖接到林克的电话，非常兴奋。

　　日后，她回忆道:“我马上报告社领导，社领导又马上报告团中央书记处，后马上派了通讯员刘全聚立即骑上摩托车去中南海西门去取。当时我们的同志很着急跑到楼下去等，我在六楼的楼梯口等，过了一会儿刘全聚就回来了。他举了一个信封往上跑，后面跟了一批人，我在楼梯口等着。信封拿来一看，还写了我的名字。信一拿回来，这个信封我根本拿不着，被别人抢去了。社领导把信拆开了，一看，毛主席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几个大字，这几个字写得特别好，主席的字本来就好，这几个字特别好，特别帅。后来书记处领导，胡克实等都出来了，传来传去看。反正我什么也见不着。后来社里决定把题词做一镜框挂起来，信封写了我的名字就归我了。后来中央档案馆马上就把题词要去了。就剩这个信封了。”

　　《中国青年》杂志社轰动了，团中央轰动了。“毛主席为雷锋题词了！”这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到了新闻界，各大报刊纷纷要求刊登毛泽东题词手迹。

　　其实，《中国青年》编辑部在请毛泽东题词的同时，也向周恩来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发出了请求题词或写文章的信。给周恩来的信是和给毛主席的信同时发出的。周恩来对《中国青年》一贯是几乎有求必应，接到信后很快就挥笔写下了“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题词，并派人送到了《中国青年》编辑部。《中国青年》杂志社原总编辑邢方群回忆说:“周总理的题词是早于毛主席的题词先送到了编辑部。”

　　1963年3月2日《中国青年》第5、6期合刊出版，发表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周恩来的题词也一同发表在“学习雷锋”专辑上。

　　不过，目前发现1963年3月1日的《新民晚报》在第四版刊载了毛泽东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和周恩来总理“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题词。据收藏家董兴喜介绍，这是最早刊登毛泽东主席为雷锋题词的报纸。至于为什么早于《中国青年》杂志发表就不得而知。

　　题词原件今何在？

　　而今，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珍藏有这么一个特殊的信封。这就是1962年2月22日装载了毛泽东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的信封。信封A4纸大小，上面写着:密件，中南海，林克同志收。落款是中直招待所。林克把这个划掉了，利用这个旧信封内装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信封背面左上角贴有邮单号，上写:“凭此号查信，3097号。”这是中南海收发室的号。背面写“中国青年杂志社朱柏颖同志亲收，中南海林寄”。其中，“朱伯颖”的名字错写为“朱柏颖”。朱伯颖日后回忆:“因为我们没有见过面，只是通了几次电话，所以林克写错了我的名字。”

　　据朱伯颖介绍，这信封珍藏经过了很多劫难，她曾个人保存了43年，这中间搬了好几次家。“‘文革’时上五七干校当农民，那时很天真，以为真的要当农民，我们在北京的家都没有了。我老伴当时到江西五七干校，我再到江西。把北京的房子都退了。我们去了四年多，这个信封跟着我带来带去的，我经过了很多劫难，但这个信封保存下来了。1973年5月，我从五七干校回来后，去了北京出版社，1992年离休。”

　　朱伯颖说:“林克同志写了我的名字，是为了有个责任制。毛主席为雷锋同志题词前，报纸上已经在部队中开始宣传雷锋同志了，青年社专门成立一个小组，到部队查雷锋的日记原件。毛主席题词以后，其他领导也题词了。这个事不是我做的。有了毛主席题词以后才请其他领导题词。党中央其他常委都题了。本来不好说，毛主席题词后好说了。其他领导的题词也是为杂志社题的。”

　　“我与共青团很有感情。我于1950年到团中央。我从上海建团，我当时在上海附中高中二年级时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旗手社，解放后旗手社转成新青社筹备建团。”朱伯颖说:“我是新中国第一批共青团员、团干部，我当时担任团支部委员。1950年上海抽调一批当年高中毕业生团干部到中央团校学习，我就到了中央团校学习，后来到黄坡县土改工作队。回来后我到中央团校图书馆工作过。不到一个月，我又到安徽宿县参加土改工作队，我是带队的。回来后，团中央成立统战部，我就到统战部工作，当时只有一个部长于北辰和我一个兵。1959年3月调到杂志社，一直到1966年到干校，我当时与联络部在一起。1973年5月我从干校回来就到北京出版社。所以我与共青团是很有感情的。信封捐给青运史档案馆是一个好的归宿，尽管我一直舍不得。”

　　后来，笔者在采访著名军旅摄影家、雷锋生前战友张峻时，老人讲:他同当年解放军报社记者牛篙林见过毛泽东主席有关“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原件，有三件有关这七个字的题词，且是写在有红竖行线的信纸上。老人说，公开发表的是处理了红竖行线后翻拍的，且他参与翻拍过。采访中，老人坚持说，毛泽东有关“向雷锋同志的学习”的题词不是专为《中国青年》杂志题写的，此前，沈阳军区就向毛泽东请求过为雷锋题词，且“题词时间不是2月22日，而是3月3日”。在张峻家里，笔者还发现毛泽东为雷锋的第四幅题词手迹图片，上书:“学习白求恩，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不过，这幅字题写的时间是1965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