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无烟故宫”离不开公众参与

　　○ 杨朝清

　　不论是从“平安故宫”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的立场来看，故宫全面禁烟都有着正当的理由。然而，一项新公共政策的出台，不可避免地会和舆情民意发生碰撞。在这样一个吸烟文化根深蒂固的人情社会，长年没有禁过烟的故宫，全面禁烟既有来自外部游客的压力，也有来自内部员工的压力——故宫博物院主抓禁烟工作的副院长就是烟民，吸烟的员工也不在少数。

　　然而，在阻力面前，故宫并没有“服软”，而是显示出巨大的决心。一方面，一旦发现员工吸烟，将扣除全部门的防火奖金，并通报全院。另一方面，由于故宫没有执法权，将对吸烟游客进行劝阻；置若罔闻者，将被移交公安机关。由此观之，“无烟故宫”并不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口号，而是一个刚柔并济的社会规范。作为制度建设的新内容，“无烟故宫”如果在实践中得到切实履行，发挥好制度应有效力的话，必然能够实现禁烟的预设目标。

　　著名社会学家布鲁默认为，社会是人际间符号互动的结果，人类社会的典型特征就是符号互动。作为无与伦比的古代建筑，故宫也是标志性的公共空间。就此而言，建设“无烟故宫”既有利于实质性的文物保护，也是抽象的符号互动，向全社会和公众传递出一个积极的信号：呵护公共空间，尊重他人权利，既需要个体道德自觉和行为自律，也离不开制度建设的作用。一方面，我们要让那些已“有”的制度落到实处；另一方面，我们要让那些暂时还“无”的制度及时生产出来。

　　这边厢，不吸烟者义愤填膺地批评职责；那边厢吸烟者乐此不疲地吞云吐雾。长期以来，在自愿还是强制的复杂关系中，在私人还是公共的模糊边界里，禁烟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这里面，固然有公众对“吸烟有害健康”的认识不清、重视不高，也有禁烟约束力不足、惩罚力度不够的因素，更为关键的是，公共空间的卫生环境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很容易遭遇“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搭便车困境。

　　从这个角度来说，“无烟故宫”既要靠制度建设，也离不开公众参与。吸烟者要增加公共意识，遵循故宫全面禁烟的社会规范；不吸烟者要增强维权意识，对吸烟者的违规行为进行提醒、敦促和监督。毕竟，在许多时候，权利是需要争取的，需要社会成员为之支付成本。每一个进入故宫的游客，既是“无烟故宫”的受益者，也是“无烟故宫”的建设者和维护者。

　　“美丽中国”的构建，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离不开每一个小我的亲力而为。这既需要观念上的更新和重塑，也需要消费行为上的改变，还离不开社会责任的彰显。遇到丑的、不文明的行为，我们也有义务去纠偏、化解和避免。当“无烟故宫”越来越多，“美丽中国”才会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