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为端午节提笔赋诗：一跃冲向万里涛

2013年06月12日 08:14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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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年前，莫斯科举行世界和平大会，中国向大会赠送了一幅屈原的画像。同一年，屈原和波兰的哥白尼、法国的拉伯雷、古巴的马蒂一起成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

　　端午节走出去，靠什么？粽子也好、龙舟也罢，都是形式，千万别忘了其最大的文化内核在于纪念屈原。端午节的国际化应该围绕屈原这个文化符号进行。

　　屈子当年赋楚骚，

　　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

　　一跃冲向万里涛。

　　（毛泽东《七绝·屈原》）

　　端午节是中国的诗人节、爱国节、英雄节，凭此才有可能让这个中国的传统节日“一跃冲向万里涛”，漂洋过海走出去。

　　文化的力量只能用文化的规律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端午节将近，绿绿的粽子叶，甜甜的蜜枣与艾草、雄黄等端午节日必备的东西，一样也不会落下，纷纷出现在市面和千家万户中。连空气中似乎都能隐隐闻到刚出锅粽子的香气。

　　外国人能透过这些元素领味端午内涵吗？网友“竹林墨客”在其博客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国外的好友兴致勃勃地问道：“过几天端午节，我们还可以去观看赛龙舟，边吃粽子边赏灯吗？”

　　我回答道：“当然，一定得去，这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每年都会有这样的节目，你起初不是不喜欢吗？”

　　只见他神采飞扬地说着粽子多么好吃，恭维地说灯笼是多么伟大的艺术品，显出了一副垂涎欲滴的样子。他此时对端午节期许的态度让我想起他初到中国时，一切遵循美国的假期、对中国的传统节日都不屑的傲慢态度，简直是天壤之别。

　　经过两年在中国的工作、生活，他已经像那些在中国生活过的老外一样有了截然不同的生活习惯。穿中服、学孔孟、习武术，种种中华民族的文化及习惯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这样的西方人，成为他们了解中国的另一个通道。

　　端午节这样的传统节日，如果只靠节日当天让老外包包粽子、看看龙舟比赛、再讲点历史故事，是无法真正让他们理解的，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特色旅游项目，人家猎奇之后不会留下思考和回味，必须和整个文化系统结合起来。端午节是文化节，文化的力量只能用文化的规律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而文化的规律只能在细水长流间发挥作用。

　　毛泽东在很多外交场合力挺屈原走向国际

　　毛泽东十分推崇屈原，在很多外交场合向海外推介这位先贤。

　　1954年，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离京到外地访问，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辞行。毛泽东当场吟诵了屈原《九歌·少司命》里“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诗句，来表达对尼赫鲁的友好之情，并向他介绍了屈原的生平。

　　1972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和外务大臣大平正芳。会见结束时，其将一部《楚辞集注》作为礼物，赠送给田中角荣。在国礼名单上，历代诗人都不曾享此殊荣。

　　“屈原是很久以前的诗人，但也是属于未来的诗人，他用诗歌来表明自己的心迹，表达自己的真情。”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认为，“在《诗经》的无名作者之后，中国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该是屈原了，他是第一位有创作个性的诗人。”

　　屈原成名甚早，作品传播到海外的年岁也早。17—18世纪由传教士以拉丁文翻译的中国典籍达数百种，就包括《楚辞》。它和《大学》、《中庸》等被誉为“东方礼物”的异域文献，率先进入了当时西方上流社会的视野。1815年，歌德注意到了楚辞，尝试翻译《离骚》。

　　歌德失败了，其他人成功了。英国传教士艾约瑟、意大利天主教神父雷永明、德国神父鲍润生都翻译过屈原的作品。1879年，《楚辞》英译本在伦敦出版，译者是时任英国驻华公使的庄延龄。

　　这些作品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外国人理解屈原、理解中国文化，不得而知，但如果没有它们，肯定不会更好。毕竟，只有明白了把屈原之于中华文化的意义推介出去，才能让端午节不会流于符号化。

　　接轨国际，注意祛除民族性中不严谨、不科学的一面

　　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爱国主义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国家和社会的凝聚力，检验个人行为的试金石。

　　在遭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有人劝屈原离开楚国。凭他的才华和声望，列国君王都求之不得。诸侯争雄的战国时代，人才的流动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许多有识之士在本国得不到重用，便去其他国家谋发展。朝秦暮楚是当时人才市场的一大特色。

　　耿耿丹心的屈原却是“去国不忍”。报国未遂，远离楚宫，仍“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愿离开生他养他的故土。屈原的伟大，在于他可以出走而坚决不走。“鸟飞返故乡，狐死必首丘”的爱国情怀，他一生秉持。

　　此外，屈原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哲学思考，这是可以沟通东西方社会的一座桥。我们容易忽视屈原作为思想者的一面。他的《天问》在中国思想史上绝对是个异数，问天问地，问历史，问宗教，170多个问题，涵盖文理。这对于不擅长数理化的中国传统士人来说，无异于天书。两千年下来，也就柳宗元勉强写个《天对》，能大概回答一下，还不彻底。

　　中国各代聪明人面对其中涉及古史和神话的部分，还可以引经据典，论述一番；面对屈原涉及自然界的发问，比如“东西南北，其修孰多？”就呆了，根本就没概念，只好支支吾吾，东拉西扯。清代不知名学者周拱辰看了利玛窦的地图，才说“地一周有九万里，地厚二万八千六百三十六里”。

　　事实上，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天问》，冰岛人有《埃达》、希伯来人有《约伯记》，印度人有《梨俱吠陀》，希腊人有《神谱》。因此，端午节除了吃吃喝喝、玩玩闹闹，应该把“赛先生”也搬请出来，提醒我们在接轨国际、拥抱全球的过程中，注意祛除民族性中不严谨、不科学的一面。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闇，谁能极之？

　　冯翼惟像，何以识之？

　　明明闇闇，惟时何为？

　　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圜则九重，孰营度之？

　　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斡维焉系，天极焉加？

　　八柱何当，东南何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