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部分书评人只看几页就信口开河
昨天,来自国内外的30多位作家、学者、书评人在2013上海书展“上海国际文学周‘书评时代’论坛”上,就“信息时代对文学批评与社会生活有何改变”的话题进行思想交锋,而文学“生怕被时代裹挟而去的集体焦虑”似乎成了主旋律。
贾平凹 部分批评人只看几页就信口开河
“批评不要一上来先进行‘怀疑’,就好像见有人穿了件新衣服,先怀疑是不是偷来的”。在论坛茶歇时,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贾平凹表示,平时自己经常看书评,对自己作品提出正确的意见,他会欣然接受。对目前的书评状况,贾平凹指出,相当一部分书评人,只是将评论对象的书翻看开头几页,就开始不负责任地信口开河。
贾平凹引用哲学家波普尔的话说: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植根于哲学之外的迫切问题,如果这些根基腐烂,它们也就消亡。据此,“我们也可以说:文学的价值并不仅由文学本身构成,文学如果不植根于文学之外的问题,也注定会腐烂进而消亡”。贾平凹认为,文学不可避免地要关注现实,真正的作家把文学当做面对生活的方式,关心、同情弱者和不幸的人,执着探求生活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再来讨论文学怎样与现实生活接轨,如何在精气神上与时代同步,才有意义。贾平凹以狄更斯的名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来形容当下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看似人人都能发表意见、人人是作家,但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文学垃圾产生了。所以有人说,我们今天有小说、有评论、有诗歌,却鲜有文学。因为文学本身存在的方式被连根拔起,不再从它历史的土壤中汲取营养,批评不再发现新的问题,依惯性生产出来的只是文字作品。
贾平凹透露,《废都》一书已于日前完成了英文翻译。他提到中国当代文学在翻译成外文时,常常会有译者将大段描写删除。这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作家好描述故事背景,对中国人来说,故乡太重要了,但西方人觉得“啰嗦”,他们喜欢头一句话就让读者震惊。
韩少功 时代需要高质量的独立批评
韩少功则一上来就表示,“我对书评家羡慕嫉妒恨”。他觉得,在这个时代,书评家开始比作家拥有更加重要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在没有网络甚至没电视、广播、报纸的信息稀缺年代,作家作为信息的主要搜集者和传播者,怎么写都有人愿意看,所以才有了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用几页纸描写一个街角的作品。现在的作家要敢这么写,读者肯定不耐烦。
“我们现在要了解巴黎,不再需要通过阅读波德莱尔的作品;要了解彼得堡,不再需要依靠阅读托尔斯泰的作品;我们要看绍兴和凤凰,不必通过阅读鲁迅和沈从文的作品。”韩少功说,如今的读者好比从一个食品短缺的时代,进入了食品过剩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好胃”。面对每天铺天盖地的信息,读者需要的不再是信息本身,而是信息的识别、信息的解读、信息的组合,这些都是书评可大有作为的理由,一个书评的时代到来了。随之而来的则是,作品将不再由作者独自完成,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作家完成的是作品的上半场,而下半场是通过书评人完成的。
韩少功认为,我们固有思维中“一个作家养活了一堆教授”的现状不复存在。现在,作家和评论者之间不再是依附关系,时代需要作家,更需要完成履行后半段的书评人,为什么书评不能成为文学新的独立文体?
与此同时,韩少功也在论坛流露出焦虑。据他透露,现在坊间的网络公关公司有1000多家,它们通过操纵大量的网络“水军”,来操纵批评的向度。宝岛台湾电影导演李安在他的自传新书《十年一觉电影梦》中披露:当今电影制作成本中,至少有一半都用于公关与宣传,其中包括大量的网络评论和自媒体评论。“棒杀”和“捧杀”的大量浮现,吞没了健康的批评,也吞没了批评的生态,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苏童 这个时代发展太快,我们无法摆脱
刚刚出版了新作《黄雀记》的苏童,用一种类似诗人的跳跃思维,表达了对文学被时代裹挟而去的态度。他说,对发展过快的这个时代,很多年前好莱坞的某部歌舞片中就有一句经典台词“让这个世界停止疯狂的旋转,我要下去”。可最终,我们谁也没下去,我们一直被绑在“车上”难以脱身。
前两天,苏童看到一则新闻,说的是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刚出版时,美国一张报纸刊出的一篇评论,形容“惠特曼与诗歌的关系,如同一头猪与数学的关系一样”。记忆中,关于惠特曼的文学评论分歧很多,但如今唯独记得的只有这句最恶毒的评论。
苏童还提及《纽约时报》刊登过一篇批评《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书评,该文惹怒了菲茨杰拉德的“粉丝”,包括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欧茨。相隔几日,他也在《纽约时报》上发文猛烈抨击那位批评者:“你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批判,如同是向万丈深渊里吐了一口唾沫,很快就消失不见,而那个深渊将永远都在。”这下,人们的目光,马上被这场骂战吸引,而企图撬动名著的那位批评者的观点再没人记得。
苏童认为,作家与评论家之间的关系,有时被放大,也有时因时代被掩盖。不可避免的是,网络和信息时代容易让双方都变浅,但我们却无法摆脱,因为我们一直在“车上”。(记者 陈熙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