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出书原则：秘书代笔、政府工作报告一概不收

8月19日，一名读者在北京王府井书店翻阅《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本报记者赵环宇/摄

　　尽管这已经不是朱镕基的第一本书，但8月12日首发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依然在这个夏天掀起一股热潮。

　　这一幕，与此前诸位高官出书后形成的旋风效应并无二致。透过卸任国家领导人的讲述，中国政治的神秘色彩和重大决策的出台过程，也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当然，领导人出书的意义，在于怀古，也在于思今。领导人出书如何策划、如何送审？出版的台前幕后有何特别之处？出书的时机是否别有意味？紧随而至的谜团又往往引来外界的各种解读。

　　由于朝内大街的旧办公楼将要拆迁，人民出版社临时在隆福寺街借用了一座办公楼。从去年5月到现在，《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的大半出版工作，都在北京的这座小楼里低调而有序地进行。直到8月初新书出版之前，关于退休整10年的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第三本新书，硬是没有任何信息“走漏”。

　　作为一家老牌权威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历来承担着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的出版工作。建国以来，毛选、邓选、江选等都曾作为政治出版任务由该社负责。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传统也渐渐发生着变化。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其他一些出版社(如中央文献出版社)，也开始出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

　　不过，或许正是得益于六年前人民出版社负责人主动找到朱镕基办公室提出为这位极富人格魅力的政治家出书的意向，双方一拍即合，才有了后来包括《朱镕基答记者问》、《朱镕基讲话实录》以及今天备受瞩目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

　　“做减法、不做加法”

　　6年，三本书，平均每本两年。也许是一种巧合，朱镕基系列书籍在时间上呈现出一种早早谋划好的沉稳步态。但事实上，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每一本书的出版都是“边做边想”做出来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早在2011年《朱镕基讲话实录》出版后就已开始运作。按照此前两本书的惯例，意向达成后，该书先是由朱镕基身边工作人员、有关方面的专家以及人民出版社抽调的两名编辑共同组成文稿编辑组，对其当年在上海履职时，于各个场合发表的讲话、谈话的音像资料、文字记录进行搜集、整理与编辑。

　　由于朱镕基出书的原则是，由秘书班子代笔起草的讲话书面稿、已公开的政府工作报告等一概不收，于是资料收集主要针对散见于各种场合的即席讲话，经过大量搜集整理工作，形成的原始文稿近300万字。此后，编辑组又经过近两年的整理、核实、删减，最终于今年5月下旬定稿，42万多字被挑选入书。据黄书元介绍，文稿挑选本着朱镕基提出的“做减法、不做加法”的原则进行。全部出自朱镕基当年讲话，未添加任何新东西。

　　随后，近500册样书稿根据朱镕基的指示，送至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各部门、各地区负责同志征求意见。7月初，编辑组对反馈回来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提出采纳建议，报朱镕基同意后，对书稿进行了修改完善。同时送至出版社，开始该书的正式编辑加工阶段。这一阶段，该书的基本内容已经不再作变动，出版社编辑的主要工作是对文稿中的人物、数据、名称、史实作进一步核实，并对文稿中的文字、语言差错进行校对修改。

　　为出版该书，人民出版社更是抽调骨干力量，特别成立了“项目组”，内又划分为编辑、出版、发行、宣传四个小组，抽调各部门精英人手参与运作。前后共有近20位责编和相关领域专家，用20多天时间，对文稿进行了三轮审读校改，对事实、数据、人物和名称等都进行再度核实。另外对于一些字词的用法也进行了进一步统一规范。

　　由于领导人出书较为敏感，故而应经历严格的送审程序。但在黄书元看来，从人民出版社经手的众多领导人书籍看，除了程序上的硬性规定，领导人出书实际上并未在审查程序上有太多的特殊性。以《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为例，言论尺度的把关和审核的第一步其实早在朱镕基办公室编辑组对书稿进行筛选和第一轮把关时就开始了，42万字的内容确定后还分别送各级领导、部旧征求意见，经过以上两个环节，再加上编辑组和出版社等各方面对书稿的严谨编辑，因此送审过程十分顺利，仅反馈回一些细节上的修改意见。

　　到首发式前半个月，审查程序全部走完。7月30日，人民出版社正式接到同意出版的批文，北京、上海两地数家印刷厂开足马力，8月12日，新书在全国同步上市。

　　“中办几乎一个字没改”

　　先立项，后送审，朱镕基系列书籍出版中所遵循的程序，事实上也是中国领导人出书程序的样本。一般而言，副国级以上领导人出书，都需要报告中共中央办公厅。相较一般的图书出版没有送审备案程序，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图书，在出书程序上更严格一点。

　　根据1997年当时新闻出版署的一项规定，出版反映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工作和生活情况的图书，必须严格执行专题申报、审批制度：“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所属出版社，须将选题和稿件报主管部门审核并提出意见后，报送新闻出版署审批；新闻出版署在审批过程中，必要时可视不同情况，分别送中央宣传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军事科学院等部门协助审核。凡出版反映健在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工作和生活情况的图书，必须征得本人同意才能出版。”

　　事实也是如此。例如李瑞环的《看法与说法》出版之前，曾经历过30个中央机构，包括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发改委、外交部、国防部以及国家民委、统战部、中宣部等机构的审核。2011年，《朱镕基讲话实录》的出版则报送中央办公厅审读。“中办(对送审稿)几乎一个字没改。”黄书元在当年的一次媒体采访中这样说。而前国家领导人出书成立文稿编辑小组(需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也是常态。《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一书也是成立了一个四人采编小组。

　　此外，对于出版社的选择也有相当严格的规定。原先，只有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等少数几家出版社才有资格出版。随着领导人的书逐渐专业化和个性化，出版社的限制也开始放宽，相关专业领域的权威出版社也获得了一些机会。如江泽民的《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则交给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李岚清音乐笔谈》等一系列书籍则悉数出自高等教育出版社。

　　“金句”一般都不是秘书的手笔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退休领导人的书籍逐渐专业化、个性化，他们的个人风格也在这些著作中得以凸显。

　　参与修订《看法与说法》一书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叶小文对该书作者李瑞环的风格印象深刻。李瑞环曾说“没有批评的领导班子，必然是涣散软弱的”，谈文艺时则说“塌不下心来吃不了苦，就出不来巨著”。

　　“你看这些话哪句话是秘书写的？憋死秘书也写不出来。”叶小文表示。

　　素来以幽默犀利著称的朱镕基更是有诸多“金句”流传民间。最著名的“金句”便包括：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

　　领导人著作个人风格的呈现也涉及到了著作本身的封面包装环节。

　　据人大出版社透露，原先设计《看法与说法》封面时，人大出版社的设计稿中有李瑞环的头像，“让读者一拿到书就知道是谁写的”。但李瑞环坚决不同意。最终，封面尊重了李瑞环的意愿：上端是蓝天白云和山峦，代表现实社会生活；下端是各行业老百姓，代表人民群众；意味着“他的任何看法和说法都来自人民群众”。

　　无独有偶，《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中，朱镕基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曾向出版社建议，将“朱镕基”名字的字体缩小，突出“记者”，表示对广大记者朋友的尊重。

　　高官身份促全球销量

　　如果说领导人出书在近年来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那么在黄书元看来，“领导人出书越来越多”算是第一个趋势。“这也是时代的进步。”他说。事实上，出书数量增多的同时，领导人出书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展现出个人风格，像乔石谈法治建设、李瑞环谈哲学、李岚清谈艺术、音乐等等，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

　　日渐增多的领导人书籍，给趋于低迷的出版市场带来的则是不亚于强心针的刺激。在一般学术书籍5000册起印已经算好的情况下，官员出书一般首印数在5万以上，而一些受人尊敬的国家领导人出书，起印数就是几十万。

　　“根据此前《朱镕基答记者问》和《朱镕基讲话实录》销量均在130万册以上，这次《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的首印在110万册。”黄书元说。截至本报发稿，该书精装版已经开始加印，销量则达十三四万。这个数字意味着，朱镕基系列书籍的发行量仅次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文选。

　　而不久前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吴官正的《闲来笔潭》一书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发行45万册，目前已近60万册。同时，原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退休后推出的第四部著作《看法与说法》，销量也已超过20万册。尽管一些地方出台了相关规定，官员出书不得在出版物上挂署党政职务头衔，但数字的温度说明，官员身份对销售的影响力依然强大。

　　事实上，许多中国卸任高官的著作不仅备受国内广大读者的关注，亦受到海外市场的青睐，其中相当数量被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出版社翻译为各种语言而走向全球。例如，江泽民的《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和《中国能源问题研究》两部著作的英文版，曾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联合授权爱思唯尔出版集团出版。李岚清的《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英文版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同样，黄书元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朱镕基实录系列书籍在港台、西方也都有较好反响，这次《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刚刚进行完中文简体版的发行工作，繁体版下月就将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而之前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在海外有较大影响力，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已经将其翻译成英文，预计今年9月上旬在美国与读者见面。而《朱镕基答记者问》的英文版早在2011年4月便在伦敦举行了首发式，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