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作家要坚持立场 在写作中要“无党无派”

　　记者手记

　　在十月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即将拉开序幕之时，人们的关注点，再一次聚焦国际文化交流领域。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落下帷幕之时，近日来自中国和德国的大牌作家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柏林文学论坛等单位的邀约之下，来到北京，探讨全球化、信息化大时代下，之于文学、之于作家的责任以及他们面对新挑战时的思考。

　　参与论坛的名字可谓“星光灿烂”，中方作家，包括莫言、贾平凹、刘震云、李洱、方方、毕飞宇、苏童等；德方作家则有曾获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奖的福尔克尔·布劳恩、德国图书奖得主乌尔苏拉·克雷歇尔等。在中国作家莫言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国际文化交流方面，中外视角也有了一些新的关注点。

　　长久以来，从欧洲角度来看，中国是异域和令人费解的化身和代表地——这一观念不仅与这个文化圈所处地理位置上的遥远和陌生有关，还与中国文字的不可阅读性相关。然而近来，随着对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越来越强烈的关注，这种疏离开始逐渐走向消解。

　　正如德国柏林文学会论坛主席乌尔里希·雅内茨基表示的，在德国公众中清晰可见的文化需求，即体验一个不再是政治层面的固定图像，而是从文化上被立体表现出的中国形象。德国人希望理解“真实的”中国，获得对中国人生存和生活状况“真实可靠的”写照。如何表现当前不断变迁的中国现状，成为许多中国作家的主题。那些知名作家以及“大作家们”所撰写的划时代长篇小说和“年轻作家们”在网络上产生的传记文本都在研究现实，护卫文化记忆，他们为展示和传播在中国当今个体的生活经历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彼地同此地，因为我们从译作中阅读到他们在作品中所塑造出的现实。

　　在论坛上，中德作家就全球化时代作家的责任，文学与传播，创作自由与社会，文学、性别、侨移等与当下全球化语境密切相关的话题进行了探讨。

　　名家观点

　　更加详尽尖锐地掌握所在的世界

　　德国著名剧作家、诗人福尔克尔·布劳恩认为，一个经济上迅猛增长的国家，能够和必须同时发展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并且以此为世界提供另类的生活方式树立榜样。文学领域亦是如此。文学如今在询问人类：文学“超越边界”，那些新的技术方法仅仅是交际的迅捷形式。决定性的是：文学愈加详尽、尖锐地掌握它所在的世界部分，就会对世界意识做出更多的贡献。

　　文学可以激活文化记忆

　　对于在全球化时代作家对本土文化特质的贡献，德国作家米夏埃尔·伦茨表示，最理想情况下，通过文学虚构——文献记录性的加工处理，作家能将不为人所注意的原始资料，重新提升到文化意识中，或者让它首次跃入到历史学家眼帘，受到关注。文学可以创造出自己的记忆系统，再次激活文化记忆中隐藏的内容或被摈弃的内容，让它重见天日。第二个回答是，语言反映各领域的统治现象。语言又反映了作家的自我理解。人们超越语言的界限，却几乎无法为普通语言所接纳。作家对语言的创新超越，也并非是什么特例。作家是代表，代表自己，也代表其国家的文化意识。

　　时代决定了创作的品种和命运

　　中国作家贾平凹表示：“每天的新闻包围着我，太多的冲突和动荡，太多的病疫和灾难，使我紧张而惶恐，面对着写作、茫然、挣扎，甚至常常怀疑到写作的意义。正如人人都知道人最后是要死的，却仍是先活着，几十年前我选择了写作，几十年后写作选择了我，那么，现在怎样去写作呢？我看到这样一句话：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我是认可它的判断。从世界看中国，从中国看世界，人类是出现了困境，如果说战争、动乱、猜忌、威胁，都是因经济衰退、环境污染、能源匮乏、价值观混乱造成的。而究其根本，文化的认同和对抗仍是主要的原因。人类困境的突围到了了解不同文化，包容不同文化的必经之路。这是当今政治家们的事，同样，也是文学艺术的事。文化越是需要认同，文学艺术越是需要表现自己文化的独特。文学艺术正是表现了自己文化的特性，混乱的价值观才能明晰走向，逐步共存或统一。”

　　他认为：“作家艺术家生存于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就决定了我们的品种和命运，只有去记录去表达这个时代。以我个人而言，我想，我虽能关注，观察这个身处的社会，我不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我开不了药方，我难以成为英雄，我也写不出史诗，我仅能尽力地以史的笔法去写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

　　晨报记者 刘婷

　　论坛上，乌尔里希·雅内茨基认为，全球化不仅改变了德语作家们的地图，也同样改变了中文作家的地图。尽管不同国家间存在边界，幸而那些价值卓绝的翻译作品使作家们的文本流转于世界各地。中国作家们在欧洲的重新被发现正在进行，这一现象的推动力首先归功于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中国作家莫言。正如莫言所表示的，面对瞬息万变信息爆炸的时代，作家需要有点定力。

　　责任

　　历史一不遗忘，二要宽容

　　莫言以讲故事的方式开始了他的表达。对于社会与历史的思考，他说道，共同遵守规定，全球才会有好天气。他回忆起他1987年第一次去德国访问的情景，一件事是在东柏林，那时柏林墙还高高耸立，他们感叹这个墙的坚固。过了几年，第二次去德国，柏林墙已经荡然无存，据说只在某个地方保留了很短的一部分。当年兴建时，唯恐它倒掉，但无论多坚固的墙，人想推倒也会推倒。

　　另外一件事，是有一个老太太拿着雨伞在他前面，忽然她一转身雨伞一甩，雨伞锐利的尖头碰到他的眼角，眼泪和鲜血同时流下来。只见那位老太太满脸是汗，两眼流泪，浑身颤抖连声道歉。莫言要走了老太太还跟在后头道歉，弄得他很不好意思。当时同行的人说可以起诉她，莫言却觉得，“伤害”了他的老太太内心的痛苦远比他眼角的痛苦要深。一个人无意中伤害到别人时，内心的痛苦不会亚于被伤害的人。“我们确实应该宽容无意中伤害别人的人。同行作家还开玩笑，幸亏你眼睛小。所以事物都有两面。”

　　莫言还说道：“还有一件事，当时德方请了好几个学中文的女孩子，其中一个叫汉娜，她带我们到汉堡的家里做客。她父亲是位白发老人，汉娜给我展示她父亲一个小小的铁皮鼓。我们知道了汉娜父亲是纳粹当年童子军一员。然而他看上去是那么好的一个老人，在家做园丁、热情招待我们。慈祥的、勤劳的老人如何与纳粹铁皮鼓联系在一起呢？这就是历史。这让我们认识到应该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在特殊环境下，很多有严密思维、很高智商的人也未必不会随波逐流，未必不会干为后人所诟病的事。历史一不能遗忘，二应该宽容、原谅。”

　　作家在写作中要“无党无派”

　　对于全球化时代作家的责任，莫言表示，许多事件在创作中奠定了一颗颗种子。全球化讲了很多年，它很像一种福音，人和人交流更便利。但似乎也是一种噩梦，很多东西变得统一、标准化。文学、艺术如果标准化很可怕，在这个时代，如何保持文学艺术语言独立的个性，是各国作家、学者、人们面临的课题。一方面我们欢呼全球化，一方面我们抵制全球化，看你站在哪个角度、立场上。

　　无论什么时代，作家都要有坚持自己立场的勇气。作家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有党有派”，但在写作中要做到无党无派。生活中的政治观点不能原封不动地搬到你的小说里，其他的艺术作品里，写作要客观、有高度。不能因为你自己的观点与你描写的人物观点不一致，就刻意贬低你的人物，伟大的作品不应该有这样的缺陷。

　　社会向上的力量作家不应忽视

　　无论什么样的时代，作家都应该是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批评者和黑暗人性的剖析者。但作家也应该是社会变革与进步、人性善良与美好的发现者。人类之所以能比较健康地延续，因为人群中、社会中有正常的积极向上的力量，这样一种力量作家也不应该忽视。无论在什么时代，作家都是社会成员的一分子，不应该有高人一等的念头。应该与老百姓平起平坐，是其中一员。作家不能认为自己有资格成为群众的代言人，这样说可能太绝对，可能有作家有能力代表群众讲话。但如果作家自己的生活经验具有某种普遍意义，作家从自我出发的创作，也许会幸运地表达出群众共同的心声。

　　此外，莫言表示，无论什么样的时代，作家都应该是社会生活的观察者，作家要做有心人，要站在人的角度，对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进行观察和研究。生活中作家可以嫉恶如仇，但写作中即使书中描写的一个恶棍，也要对其有理解和同情。作家不仅是社会生活的观察者，也是实践者，每个人都是生活一分子，必须和社会产生千丝万缕联系，即便你十天半个月不出门，也不意味你切断了与社会的联系。作家的职业要求不仅是亲身参与社会生活，也要站在更高角度上冷静思考。

　　态度

　　作家应该自我反省

　　莫言还谈道，写作是一种自我完善。作家应是自我批判者，有自我反省能力，在认识自我基础上，理解人性宽度深度。“这一点对我目前的写作至关重要，我写作中不乏对社会、别人的批评，但如果冷静分析，你对伤害你的人深恶痛绝，你也许在无意中也伤害过别人，别人对你也深恶痛绝。很多优秀的作家都看到这种反省。这种对个人的反省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对民族、国家的反省。对矫正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轨迹，也能产生巨大作用。”

　　在艺术的创新上，莫言表示，作家都应该对艺术创新有不断追求，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创作上作家应该有敢于失败的勇气，也许人们现在不理解，将来会理解，一部分人不理解，另一部分人会理解。作家应靠作品说话，一时的毁誉，甚至激烈批评，都会随时代洪流淘汰干净。把作品写好是最重要的。作家面对稿纸和屏幕要我行我素，不应该去迎合什么，乞求什么。就在这样一种自由的心态下才有可能写出好作品。作家的责任就是人的责任。过去我们常常指定作家应该怎么写，配合什么运动，这不符合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作家还是应该想怎么写怎么写，写他最乐意写、最善于写的。

　　文学艺术核心“燕归来”

　　对于信息化时代文学面临的新挑战，莫言说道，文学目前的状况，不是一个新问题。十几年前他曾读过汪曾祺上世纪40年代在昆明读书时写的文章，当时也是对小说、文学前途深感忧虑，由于好莱坞电影的进入。几十年后，我们重复这样的话题，忧虑依然存在。

　　莫言引用一句诗，“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他认为如果文学的衰退和被其他艺术形式代替是无可奈何，但下一句来了希望，即便是小说不行了，也许有别的形式代替小说，核心还是同样的艺术之神，还是对人的命运描写、抒发、思考，“燕”是一样的。似曾相识的燕子还是不断飞回来。微阅读时代的来临，但事情不能用绝对化去判断，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热情发展，也不排除数百万字的长篇小说不会受到关注。多种题材都会并存，会得到自己的读者。

　　商业化大潮中冷静书写

　　莫言对当下的语境也表示，面对瞬息万变信息爆炸的时代，作家需要有点定力。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也掀起一场商业化大潮，很多人下海，为的是赚钱。这时候，有一批人没有受到外界干扰，而是冷静地躲进书房，开始写作，比如陕军东征现象。当时陕西的作家，一下子推出了几部在全国有巨大影响的长篇小说，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那些下过海的作家有没有一些后悔？

　　莫言说道：“因为当时我也没经得住诱惑，跟几个朋友一起写电视剧去了。但我看到平凹他们的小说东征到北京了，我们赚了小钱人家干了大事。并且从赚钱角度，我们赚了电视剧的钱，但陈忠实《白鹿原》后来卖了几百万册，贾平凹的书没有盗版的话他会是中国最富有作家之一。有的人一辈子可以干很多事，大多数人一辈子只能干好一件事。像我这样中等偏下的智力干一件事比较好。面对纷繁社会现象，我们还是有自己的标准，作家要有自己的标准，任你千变万化，还是按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向前进。”

　　晨报记者 刘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