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去世引发跟风出版 书籍质量堪忧
曼德拉去世后,国内书市依照惯例掀起“曼德拉热”。数本旧版的曼德拉书籍宣布加印,如《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等,此外,不少以曼德拉为题材的新书也已经面世,抢占市场。
吃名人饭,或者说,吃名人死亡的饭,近年来似乎已经成为出版业中的一种常态。市场时代,迎合热点、抓住读者的目光本无可厚非,但是许许多多类似的出版物中,不少粗制滥造、临时拼凑、内容失实,甚至互相抄袭引起了许多读者的注意和反感。
对于名人传记,特别是去世后的名人传记,业内人士和读者的批评早已有之,然而,快速出版的风潮却难以消退。
对此,著名作家、出版人师永刚说:“出版业的快餐化,为了抢时间而拼凑、抄袭的现象已经很久,这种经不起考证和沉淀的书籍,是一种不严肃的出版,对于读者来说,可能会产生误导,提供不实的知识。对于传记的对象来说,是一种不尊重,而对于出版本身来说,短期的行为必定没有长久的生命力。几个月后、几年以后,有多少书籍能留下来?”
粗制滥造能有多少生命力?
曼德拉去世,立刻成为出版的焦点和热点,然而,这样的热潮是否真的能够将一个完整的曼德拉呈献给读者?名人传记、名人题材的出版,究竟应该是怎样的?
师永刚说:“出版业的急功近利固然有其原因,但所有的原因,都不应该成为出版快餐化的借口。一部书,比的是时间的长度,比的是价值的恒久,十年二十年以后,两代三代人以后,依旧是一本好书,依旧符合基本的常识和价值。为了迎合市场而粗制滥造,能有多少生命力呢?”
北京晨报:在您看来,合适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的?
师永刚:类似的传记也好,其他书籍也好,应该有一种严肃的方式和态度,有深入的研究、考证,尊重事实,也尊重传记对象本人,最终给读者的是一本值得阅读,经得起考究,不会随时间而消逝的书。这方面,国内的一些出版物甚至还比不上很多报刊。比如说《纽约时报》的讣闻版,在曼德拉去世后他们也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大约是从五六年前开始采访、写作,文中引用了大量详实的资料,也采访了大量和曼德拉相关的人,并且是经过曼德拉本人许可的。我仔细读了这篇文章,并且注意到,文章的作者是《纽约时报》讣闻版的前主编,现在已经辞职了。也就是说这篇文章早就写好了,一直备用,直到曼德拉去世。
北京晨报:这样的文章经常会有吗?
师永刚:是的。实际上当年宋美龄去世的时候也是如此。《纽约时报》讣闻版的采访团队,他们常年采访各种世界级的名人,做大量的工作,用很长的时间去采访一个人,采访他周边的人,最后完成的稿件备用,名人去世以后,直接加一个新闻式的开头,比如某年某月去世,就可以刊登了。这样的精神和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出版界弥漫急功近利风气
北京晨报:为什么会出现跟风出版的现象?
师永刚:我们的出版界现在弥漫着急功近利的风气,这种风气已经很长时间,远到张国荣、梅艳芳,近到现在的曼德拉,都有不少跟风出版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是处于利益考量,而非对名人的缅怀和尊重。到如今,快餐式的出版,已经变成一条龙的配套方式,任何大人物去世,立刻就能生产出来一系列相关的书籍,而且大多装帧考究,外观精美。当然,这种工厂化的操作,不代表内容也很考究,甚至恰恰相反。
北京晨报:是什么原因让那种严肃的出版制作少见了?
师永刚:正常态的出版,往往是通过长时间的累积、研究、考察等,这些其实都是出版的成本,既有时间、精力上的成本,也有金钱上的成本。而我们的出版界,很多出版者不愿意付出这种成本,不肯投入大量的金钱和人力物力,最终当然就只能选择降低质量,以换来短期的效应。
北京晨报:这样做的坏处是什么呢?
师永刚:新闻报道式的书籍,没有几本是有时间的长度和深度的,本来应该是常销的书籍,变成了一次性的产品,没有几本能够留下来。
市场和制作应该分开
北京晨报:也有批评者认为,国内出版机制的僵化、市场的不完善、书价的低廉使得出版者不愿意投入太多的成本,是否如此?
师永刚:确实有这样的原因。比如说不少出版社往往是每年结算效益,这就使得长久的研究和考察变得不切实际,因为它的投资不是当年就能见到效果的。再比如书号作为一种垄断资源,出版审查流程的漫长等都在影响着出版业的选择。但这些都不能成为粗制滥造的借口。市场和制作是两回事,不能因为市场而忽略了制作,这是舍本逐末。我认为,市场的因素可以用市场的方式去应对,不应该影响出版的态度,而且严谨的态度是有助于市场的,如《乔布斯传》,价格也很贵,打折也少,但依然卖得很好,而且一直在卖。
北京晨报:所以您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出版态度?
师永刚:是的。风潮式的出版,造成许多粗制滥造的书籍充斥市场,其根本原因在于出版机构的制作态度,在于写作者的写作态度,在于对历史人物、对知名人物的态度。事实上,态度决定市场,而非相反。真正依靠投机成功的书籍,少之又少,几乎没有。或者说,即便成功,也是短期的,新闻的时效一过,谁还会关注那些书呢?
北京晨报: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
师永刚:今天的时代,整个社会中的浮躁风气,急功近利的思想确实很严重,这也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有关。但是书籍是社会价值最重要的体现物,对于出版者来说,短期行为的泛滥,或许会获得一时的利益,但是终究伤害的是出版业本身,伤害的是整个社会。因此,出版界应该反思,做出版应该做的事情,按照应该有的态度去对待出版,只有这样,出版才有出路,也才真正能获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