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舒婷：曾被以为叫"书亭" 被误认是卖书报的

　　诗歌成就了舒婷，舒婷成就了朦胧诗，她是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一首《致橡树》让舒婷名满天下。对舒婷的认识，大部分读者也都来自于这首诗。舒婷曾抱怨说：“大多数读者常常把我的名字等同于《致橡树》”。

　　装束淡雅，气质优雅，言辞温雅。这是笔者对舒婷的第一印象。一次以嘉宾身份出席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笔者有幸与她分配在一个小组里。她低调地坐在会议室僻远的一角，安静地聆听其他青年作家代表的发言。会议间隙与舒婷聊天，她说，文人不是明星。为此她一直抵触记者采访，拒绝在电视上露脸，从不参加企业及政界的活动，但是她是个很健谈的人，而且不乏幽默、风趣，处处展现着大家风范，隐隐地散发着朦胧诗人的侠骨柔情。

　　1 不是爱情诗的“爱情诗”

　　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青年人以能拥有一本油印的《舒婷诗选》而自豪。这首被誉为“国民爱情诗”的《致橡树》写于1977年，随着它的发表和流传，让舒婷名声大噪。然而，舒婷说，从创作的初衷上看，《致橡树》并不是一首爱情诗。

　　那是1977年3月的一个晚上，那天晚上，舒婷陪老诗人蔡其矫在鼓浪屿散步时，畅谈和讨论一些有关女性的外表与才气、独立性的话题。当天晚上，舒婷一口气创作了诗歌《橡树》，第二天便送给了蔡其矫。蔡其矫回到北京后，将此诗交给著名诗人艾青，艾青看后很喜欢，将它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并把诗的标题《橡树》改成《致橡树》。舒婷说：“其实我刚开始并不认同。我总觉得这个‘致’字有点拘谨，但后来还是接受了这个建议。”

　　1979年4月，《诗刊》编辑部编辑邵燕祥将舒婷的《致橡树》、《这也是一切》两首诗拿去发表。《致橡树》一诗中女性特有的柔韧与坚贞、独立与和谐共存的意向，拨动着众多青年人的心弦，赢得了读者的青睐与诗歌研究者的瞩目。日后，舒婷曾打趣地说，“其实，《致橡树》最初发在《诗刊》的稿费仅有10元，而且一直没有收到，听说让邵燕祥、北岛他们领出来喝酒了。”

　　在读者眼里，《致橡树》表达的是一种成熟的体现着美好的人生理想的爱情追求。“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这种在同一地平线上，各自独立而又互相扶持的爱情观念，既蕴含着东方女性所珍重的女性温柔，又富有重视人格价值独立的现代意识，因此被广大读者欣赏，而且作为爱情诗歌的典范被广为流传。

　　“实际上，橡树是永不可能在南国跟木棉树生长在一起的，在这首诗中是将它俩作为男性与女性的指代物。”舒婷说，创作《致橡树》的起因是呼唤和展现女性的觉醒意识，她是在用自己的声音说出对世界的感受，因此这并非一首爱情诗。但舒婷面对大众读者的爱情解读，无奈地说：“这首诗已经不属于我了，或许它就是一首‘爱情诗’。”

　　舒婷坦陈：“我并不觉得《致橡树》有多好，以至于有一段我非常排斥它，也不愿意在公众场合朗诵它，可它后来还是进入了大学课本、高中课本，也许有一天它会进入小学课本。”“创作这首诗时能读到的书有限，当时写作是靠自觉，在有限的营养上种出来的植物肯定不是最漂亮的。”

　　关于《致橡树》的构思和创作，舒婷觉得很难表述清楚。“在创作一首诗的时候，我总是处在一种蒙昧状态。当诗歌或者其中的某一句突然来临的时候，我就像发了高烧，自己无法停下来。写完以后，之前是怎么构思怎么写作的，自己也无法回忆。”

　　2 低产诗人滋养丰厚诗意

　　舒婷祖籍是历史文化积淀丰厚的福建泉州，本名龚佩瑜，发表作品时始用笔名“舒婷”。“以前我去一个陌生的环境，别人听说我叫‘书亭’，以为我是卖书报的。”

　　她出生在福建一个名门望族。龚家祖上书香门第，出过举人，数代为官。其父是银行家，也是一位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观念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而舒婷的母亲亦出身名门，受过西洋教育，是一位时代新女性。舒婷成长在一个典型的东西方文化合璧的家庭里。受父母影响，舒婷从小爱读书且爱读“闲书”。上初中时，母亲曾请人为她开列一个课外阅读书目。对此，舒婷不无骄傲地说，“当时，我把书目上看过的书一一划掉；结果，那么长的书单上没剩几部。”由于她大量的阅读，导致高度近视。舒婷说，自己的文学基因来自家族的文化传承和浓厚的文化氛围。

　　舒婷的少女时代刚结束，便赶上了文革。

　　“我在填履历表时，只能填到初中，上初二时文革就开始了。”1969年，舒婷初中未毕业就到闽西山区“插队落户”，接受农村的“再教育”。1972年返城，先后当了8年工人：翻砂工、浆洗工、挡车工、焊接工,战斗在工厂生产的第一线，过着工人“三班倒”的生活。

　　当时，舒婷感到了困惑和迷茫。她每天从工厂的流水线上撤下来，又卷入为生活奔波的流水线，生活枯燥单调，严重扼杀着她富有情感和幻想的诗心。“小树也会在流水线上发呆/星星也因而感到疲倦。”（舒婷的诗歌《流水线》）她含蓄地表达了对生活的抗议。

　　对舒婷来说，诗不是宣传工具，也不是通向职业诗人的阶梯，而是精神的寄托，是她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忧伤是诗歌最初的动力。有的人把这种情绪化成慷慨的高歌，有的人则把它咏为凄婉的忧郁，而舒婷这个情感内向的诗人，则是通过内心的映照来辐射外部世界，捕捉生活现象所激起的情感反应。舒婷的这一艺术个性，使她最初的创作在表现文革时期带来的伤痕时，更倾向于揭示青年一代从狂热、迷茫走向觉醒的心路历程。

　　舒婷可能是中国最低产的诗人，平均每年写不到6首。但是她的诗曾经是整整一代人的心灵“火把”与“拐杖”。那个年代，舒婷的诗给了人们许多诗意的馈赠和温柔美丽的滋养，她的文字仿佛是融进人心灵的一种汁液或者气息。

　　3 吟唱对祖国的深沉恋歌

　　“恢复高考后，朋友们都跃跃欲试，周围一片读书声。我也借了复习材料，在上大夜班的途中，在工间的焊灯下，我颠三倒四地背诵着：《共产党宣言》写于哪一年，辛亥革命发生在哪一年，背了又忘，忘了又背。因为桌上摊不开复习材料，回家以后就趴在床边做数学题，兴奋、紧张、期待……如果一个人的数学程度勉强只会解出一元一次方程，平时一超过三位数我就记不得了，怎么有希望跨进神圣的高等学府呢？更沮丧的是，还要白白交5角钱的报名费。”舒婷回忆起自己努力考取大学失利的经过，并开玩笑地说，“过了好些年，我曾接到过一个中国作协打来的电话，说要保送我到武汉大学中文系，插班三年级，并许诺不影响写作时间等等。他们的一番好意我很明白，就是帮我混个学历。那时我年轻气盛，不假思索，就以幼儿绕膝为理由谢绝了。放弃这一难得的机会。后来也有一些大学，诚邀我去讲座或做兼职教授，但是，我从不敢滥竽充数贸然答应。”

　　1979年初，舒婷还是一位普通的工人，在厦门灯泡厂当焊接工。“‘四人帮’倒台后，我们真的觉得祖国有希望了，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我手上干着活，脑子里写着诗，弄得手上全是泡。”

　　那个时代，人们对国家前途充满了期待，觉得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在焊灯泡时，舒婷突然有了创作灵感。那天下午，下班一到家，她就将打好的腹稿《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抄录在信纸的背后，并附在早就写好的信中寄给蔡其矫。蔡其矫读了这首诗后，提了两点意见，建议将“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风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中的“纺着”改为“唱着”、“老风车”改为“老水车”，舒婷只接受了第二点建议，而坚持用“纺着疲惫的歌”。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是一首对祖国的深沉恋歌，舒婷采取的不是激越的歌颂，而是把胸中岩浆般喷涌而出的诗情，赋予了身边常见的事物，面对用血泪迎来的祖国的新生，诗人一口气用了16组叠加的意象，倾尽了对苦难祖国的热爱之情。

　　后来，蔡其矫将《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寄给《作品》杂志，但是编辑却寄来了退稿信，指出这首诗比较灰色、低沉，不像是青年女工的感受。随后，蔡其矫便将诗和退稿信转给了舒婷，舒婷很不服气，认为自己就是青年女工，写的就是自己的真实感受。于是，她把这首诗连同另外3首诗一起寄给《诗刊》的编辑邵燕祥，邵燕祥看到这4首诗后非常喜欢，临时撤掉其他稿件，将《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发表在1979年第7期的《诗刊》上，同时回信说，另外几首诗写得也很好，将在10月号的《诗刊》上发表。

　　舒婷说：“有许多业余作者，收到退稿信后，就像被浇了一盆冷水，如果我当时就气馁了，说不定一生不会搞文学了。是靠像邵燕祥老师这样有眼光、有胆量，同时也有意识培养青年作者的人的大力支持，我的诗才得到了更多人的喜爱。”

　　4 我们离诗歌并不遥远

　　舒婷的诗蕴含着动人的旋律，有着坦然的自白、毫不矫饰的心语，用真挚的情感撑开一片女性柔美的天空。她的诗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青年从迷惘到沉思到沸腾的心路历程。时至今日，关于朦胧诗的讨论早已经尘埃落定，但是那场世纪大争论，却折射出当年人们对诗歌的热爱和执著。

　　谈到自己最喜欢的诗歌，舒婷笑言：“很多诗是因为读者喜欢，我只好喜欢。《致橡树》是我1977年写的，那时我年轻、理想主义又充满激情；《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是我当工人、焊灯泡时写的，也是真情实感。现在我回头看这些诗歌，很难说自己最喜欢哪首。就好比一个母亲生了几个孩子，希望他们每一个都过得好。我希望每首诗歌都能找到自己的读者。”舒婷喜欢把自己发表的作品比作“嫁出去的女儿”，不再属于作者了。不管别人是爱是恨，是喜是怒她都不想再对它们做过多的阐释。

　　诗评家谢冕认为，虽然舒婷被冠以“朦胧诗人”，但她的许多作品还是很明朗、很能引起人们共鸣的。在谢冕眼里，舒婷是“新诗潮最早的一位诗人，也是传统诗潮最后的一位诗人。她是沟，她更是桥，她体现了诗的时代分野”。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诗歌成为全民情绪的出口，舒婷、北岛等“朦胧诗派”代表人物广受欢迎。进入90年代后，社会价值取向逐渐多元化，诗歌不再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唯一出口。如今，有人号称“人人都可以写诗”，但是诗歌却进入了一个杂乱发展的时期。

　　舒婷说：“随着时代的变迁，诗歌的观念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现在，人人都可以写诗。好处是，诗歌成为全民之事，谁想写就能上网写。但是，诗人的起点也更高了。我觉得无论时代如何发展，诗歌都不会消亡，它专注于语言的敏感，集纳了语言的音律和精髓。好的诗歌，一定会流传下去。”

　　言及如今“是读者抛弃了诗歌、还是诗歌抛弃了读者”的话题，舒婷说：“诗歌离人们的生活有多远，视乎个体的心情和天性。在当今社会，表面上诗歌似乎离我们很远，其实不过是存在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而已，我们离诗歌并不遥远。”

　　5 右手写诗歌 左手写散文

　　在中国，但凡被称作“诗人”的人，大多经历了由诗歌走向散文、小说的旅程。舒婷、方方、林白……几乎无一例外。不过，舒婷从不认为自己已从诗歌“转型”到散文。她说，她一直都是右手写诗歌，左手写散文。

　　“我写诗非常仔细认真，但写散文却非常放松。有时候写诗歌，没有想到合适的字、词，就会停下来，等我找到了再填进去，突然就成了散文。”她觉得散文是让人放松和身心愉悦的文体。“无论写什么我都很真实，我听从自己心灵的召唤。”

　　1988年，舒婷的第一本散文集《心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收进了她1970年至1987年的散文、随笔。迄今为止，她出版的散文集有10多本，版本与字数远远超过她的诗歌总量。她笑言，散文才是她写作的老本行。“可是，走来走去，人们还是当我是诗人。”

　　舒婷自认写诗时在语言上有“洁癖”，追求字词通俗唯美，每次写诗就像被“凌迟”一样，以至她一年最多也不过10首，写《会唱歌的鸢尾花》那个月她瘦了5公斤。她坦言，写散文语言上就放松多了，就像平和地散步，让人很舒服。舒婷的散文内容主要有历史记忆、生活写真、心灵独白、夫妻情真、文友偶聚、旅踪游迹等等。

　　“与诗歌一样，我写散文也是出自我对优美汉语无怨无悔的热爱，纯属呼应内心的感召。”舒婷说，与诗歌相比较，她写散文最大的享受是语言得到了松绑。

　　有评论说，舒婷的散文，有诗的底蕴以及诗的颜色。在散文创作里，她继续延续着诗性的写作。对此，舒婷的反应很平静。“两种文体在价值上应该有所侧重。我不愿也不能在我新裁的布衣下，露出旧装的棉袖。如果它们暗香相溢，那是我的气脉所致，是刻意追求不来的。从前写诗纯粹发自内心，不知道它是‘大我’还是‘小我’，而今写散文依然是来自本能。”

　　舒婷现在很少写诗，但她诗人的身份却被无数诗歌爱好者永存心中。

　　6 她的那棵“橡树”

　　现在，舒婷在厦门鼓浪屿的一座老洋房里，过着平淡而充实的日子。然而，她说，做一个名人有时也很难，过去她的住宅标注在鼓浪屿的旅游图上，拜访者纷至沓来，安静的家园成了闹市。

　　“大清早6点多就有人敲门，我蓬头垢面，我老婆婆仓皇地去开门，游客说要去赶飞机，可不可以跟我照个相？”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希望能在鼓浪屿上与诗人“美丽邂逅”，曾经有许多人想在舒婷家附近种上一棵橡树，舒婷诙谐地说，“那里的气候肯定活不了。”通过一再争取，舒婷家的标注终于从地图上消失了，但导游还是会时不时地领着一帮游客在舒婷家的巷子口谈论舒婷和她的《致橡树》。据说，舒婷家倒是有棵十几丈高的大树遮了半个院落，只不过不是橡树，而是整个岛上最高大的一棵木棉树。

　　许多人都想知道舒婷身边的那棵“橡树”，舒婷总是笑着回答，她的“橡树”既不高大，也不伟岸，却是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人。她的先生陈仲义是厦门城市职业学院的教授，也是福建颇有名气的评论家，对诗歌理论研究颇有造诣。舒婷安静地做一个女人，过着宁静而幸福的家庭生活。

　　舒婷笑言：“网上曾有个段子，说有个女孩想寻找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在网上输入三个关键词：有车、有房、长得帅，结果网上给出的答案居然是‘中国象棋’。我也很想嫁个‘中国象棋’，但是，当物质需求逐渐得到满足，当小汽车像自行车一样普及，每个人都有房子住的时候，你会发现，精神需求是所有东西都不能代替的。”舒婷和陈仲义，一个诗人，一个诗评家，被人们称为“诗坛眷侣”，他们用心经营着爱情的“双桅船”。

　　质朴而低调的舒婷，在生活中悠然自在。儿子两岁那年，推儿子去海边散步，有人问：“这是谁家的孩子？”不等舒婷开口，儿子便大声说：“诗人舒婷的儿子。”结果人家对着他又是夸奖又是拍照，让舒婷很不好意思。等人家走开，舒婷轻声告诉儿子：“记住，以后有人问你妈妈在哪里工作，你就说在厦门灯泡厂。”

　　舒婷很爱读书，与书相伴的日子让她觉得很充实。潜移默化的结果，就是儿子从小也很爱读书，这是舒婷十分欣慰的。在舒婷的家里，四壁皆书。舒婷笑称：“我的家是读书者的天堂。”□文/余 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