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遗言炮制者去世 曾因此被定性为"反革命"
●李君旭
●当年炮制的周总理遗言
●左起第四为李君旭
李君旭生平
●1953年出生于浙江杭州。
●1975年进入杭州汽轮机厂做学徒。
●1976年5月因“总理遗言”案入狱,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并判处死刑。
●1977年年底获释回到原单位杭州汽轮机厂。
●1980年代在《浙江日报》社、杭州大学、《东方青年》杂志、浙江团省委等处工作。
●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遗言震动世界》、《啊!龙》、《悼念班禅大师》、《〈编辑〉人情与竞争》、《外行书记》、《经营副厂长》等。《啊!龙》获全国第二届报告文学奖,《〈编辑〉人情与竞争》获浙江省首届登峰杯青年文学奖。
●1989年颅内出血,导致记忆力衰退。
●2014年2月9日清晨在城东医院经抢救无效逝世。
“周总理遗言”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年龄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总是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
朱德同志和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多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是可以摆脱的。但是,你们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我们一辈人,跟主席那么多年了,更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
……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在这段曲折的路上,我永远不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们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一、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二、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小平同志致悼词。三、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遗言”震动世界 李君旭因此入狱
惊悉李君旭先生于2014年2月9日上午在杭州去世,感慨不已。李君旭先生曾经是《东方青年》的总编辑,我当年就是他的部下。38年前,他炮制了震惊中国的《总理遗言》。
1988年深秋的夜晚,我因受北京一家出版社之约,在李君旭家采访了他。其实那时的他已是我的“顶头上司”——《东方青年》杂志社总编辑。在问到那篇曾震动国内外的“总理遗言”的产生背景和以后发生的事时,李君旭沉思须臾,侃侃而谈……
杭州汽轮机厂
23岁,普通工人
几杯热酒,一腔不甘
1976年,他是杭州汽轮机厂的一名普通工人,才23岁。那年的冬天,因为周总理的去世而显得格外寒冷格外漫长。一天晚上,李君旭参加了几个朋友的“聚餐”后,一回到自己那间斗室,便陷入了冥思苦想……刚才,几杯热酒下肚,几个热血男儿便“指点江山”起来。“周总理的遗嘱,就是把骨灰撒掉这一句吗?”“肯定还有什么话被人封锁了!”“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得行动起来,继承总理未竟事业……”对,得行动起来!李君旭冷静地思考着,而一腔热血却在燃烧……他觉得,应该写一篇文章了。他拂开稿纸,提笔开了几个头,都不满意。他猛地推开北窗,任寒风夹着细雪扑面而来。突然,他脑海中掠过一道闪电……啊,灵感来了!遗言!就以周总理的口气,写一封诀别书!由于高度的亢奋,李君旭的胸口在刹那间感到一阵窒息……此后,李君旭开始为“遗言”的写作而作准备了。他阅读有关人士的回忆录,收集周总理的生平资料,重温中共党史和建军史……
16开记录纸
头号反革命事件
医生给他安眠药
春节刚过,厂区里显得冷冷清清。他待在宿舍里,乘无人之机,抽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十六开记录纸。《周恩来总理遗言》就在那间斗室中问世了。它像核反应堆,向四面八方放射着巨大的能量——
《周恩来总理遗言》一问世,各地很快出现了数以千万计的抄本,而且,130多个国家的电台、通讯社播了它。《周恩来总理遗言》为不久后的“四五”运动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它是向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宣战的檄文。在十年“文革”史上,《周恩来总理遗言》有其特殊的地位。
4月5日,“天安门事件”爆发。《周恩来总理遗言》作为“头号反革命事件”受到追查。5月5日,一辆绿色的吉普车开进杭州汽轮机厂。4个公安人员带走了在做工的李君旭。他从此成了“重大政治犯”,被投入了监牢。5月底,他被秘密押送到北京。“那18个月,我失去了自由。我所被关押的北京某个地方,至今我仍不知。”他当时不被人叫名字,而是叫他“63号”。
监牢有一只白炽灯,每天晚上都亮着,这常常使得他无法睡眠。医生怕他这样下去支撑不了几天,就给他吃安眠药。给他药时,医生将它挤压成粉状,并看着他吃完后才离去。医生是怕他把安眠药积攒起来用来自杀。后来,吃安眠药也不能解决问题了,李君旭常常彻夜难眠……
房间里的窗户不但关着,还糊上纸。他能看到的只是空荡荡的四壁和一张当时鬼话连篇的《人民日报》。
在报纸上臆想世界各大城市
一套《列宁选集》
客车中的一次审讯
君旭从小对地图特别感兴趣,于是,他利用《人民日报》,在国际版上找到了一个国家的名称后,立即去想出它的首都是什么以及这个国家的版图是什么样的,然后画在报上,标上首都,再自作主张地在上面“兴建”城市、铁路、港口……这倒也打发掉不少时间。
当然,他对中国的地图更有兴趣,于是常常将其画出。久而久之,他对中国地图的熟知到了让我吃惊的程度。我曾考过他,只要报出中国任何一个县的名称,他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出它是属哪个省的。他后来向监牢当局再三请求,为他买来了一套《列宁选集》,从此,神游世界和研读马列,使他再无“崩溃”之忧了。
有一次,“专案组”又来找他。审讯是在一辆客车中进行的。他觉得特别好笑。“你笑什么?唐山都大地震了,你还幸灾乐祸?”审讯员要先杀杀他的“态度”,“地震那晚,你为什么起来又躺下?”“我又出不去,不躺下来干什么?”他回答,“死了倒好了!”“什么?你盼着房子都倒掉?你想让那么多革命战士陪你死?”对方吼道。“我想我死了,你们也可少些麻烦。”
1977年11月,李君旭获得了自由。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事情得到了平反。他说他是走过“炼狱”的人。
出狱后,对安眠药产生了依赖
谁也没有料到,在北京被关押期间,李君旭对安眠药产生了依赖,这种依赖,在以后的十多年中,始终像一条毒蛇缠绕着他。1978年下半年,李君旭因喜欢在晚上写作、聊天,渐渐出现失眠,开始服用安眠酮。服用几分钟,李君旭即感到心情愉快,全身舒服,思维活跃,想象力丰富,并感到在工作、写作中遇到的困难此时迎刃而解。这样的感觉大约持续20分钟后,便昏昏睡去。第二天起床后,李君旭感到精神饱满,毫无倦意,工作时自感效力很高。此现象一直持续了三年,即到了1981年,这期间李君旭对服药的愿望并非甚迫切,一般是每周服2-3次,每次1-2片。6年前,李君旭到厂管理部门工作,整日起草文件、写报道,感到适应不了,开始增大安眠酮的剂量,几乎天天晚上3-4片……
后来,他调到浙江日报,工作压力更大了,同时他对药物的依赖更强烈了。有几次,同事们发现他说话、打电话时,口吃或语音含混不清,走路摇摇晃晃,还常常摔倒,以为他是工作太辛苦了。
1984年12月,报社领导将他送到医院进行诊治,误以为他是得了“低血糖”。到了1987年,李君旭调到《东方青年》杂志社任总编辑时,药量已增加到一日一次,每次2-4片了。
许多人由于缺少医药学方面的知识,便在他的要求下,想方设法为他搞安眠酮。有一位编辑在连续两次为他搞药后,吃惊地问:“这种药不好吃得太多的,你的‘吞吐’量真大!”他却笑笑说:“没关系的,我有数。”
李君旭到《东方青年》的那年,我也调到了该杂志社。我经常看到他因服了药后出现的那些状态。有一天下班后,见他头重脚轻地骑上自行车回家了,我怕他路上摔倒或撞到汽车上,便尾随而去。果然,没骑出百米路,他就重重地摔倒了。我说:“李总编,你别骑车了,我用车推你回家。”他同意了,支撑着从地上起来,坐在车后的架子上。快到家的时候,他让我停下来,说要买酒喝。我买了一瓶二两装的小茅台,他一口气喝了一大半,将剩下的放在了衬衣口袋里。“你……走吧。我自己……可以回去了……”他结结巴巴地说着,打起精神向家门走去。后来,我才知道,为了隐瞒吃药这件事,他常常对妻子小沈撒谎,说是“有应酬,酒喝多了”。小沈知道他在骗人,也无可奈何。因为,他藏药的地方有好几处,且常常变地点。小沈“捣毁”了一两处,一点也解决不了问题。小沈为此常哭……1988年3月,李君旭住进了浙二医院。专家们对他进行了会诊。
专家:你服药后,觉得有哪些方面不舒服?
李:反应迟钝。工作效率很低,还经常腹泻。走不稳,常跌倒。
专家:安眠酮断档怎么办?
李:最希望得到此药。现在能配到。如果实在弄不到,也算了,就是心里不好受。
专家:最多一天吃多少?
李:10片。
专家:你如何掩饰?
李:说昨晚没睡好,或者说喝了酒。
……
一个半月后,李君旭出院了,可对安眠酮“依赖”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这次减药的失败,便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1989年4月中旬,李君旭常说头疼、头晕。16日早饭后,他突然呕吐,尔后便进入嗜睡状态;午饭后也如此。小沈慌了,招呼了人,将李君旭送到浙二医院。手术后效果不佳,于是18日,对李君旭又施行了一次手术:扩大骨孔,引出残余积血……遗憾的是,李君旭从手术室回来后却变了一个人:嗜睡、不说话、对一切无兴趣、反应迟钝……紧接着,又有一连串的不幸向他袭来:小沈与他离异、股骨胫骨折……其中,小沈的离异对他的打击最大。
有一次,一位不知情的朋友去医院看他,问起“小沈好吗”,君旭麻木的表情立即发生变化,泪珠滚了出来。所以他的大哥等人有机会总要关照来访者,“千万别提小沈的事”。
此时此刻,我的心绪难以平静。李君旭以往的身影不断在我脑海中迭现。他特别爱静静地待在旷野、海边或上到高处,坐看云起云落,怀迎长风;热烈的信仰、烂漫的童话,激情的艺术,深沉的哲学思辨……都和大自然融为一体。
本版文/邹建中
本版供图/钱育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