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改造日本战犯纪实:从宽处理令顽石点头(图)(2)

　　更为巧合的是，这一行日本战犯中有个大村忍，曾在抚顺典狱担任了10年典狱长，对这里的恐怖与血腥再清楚不过。

　　抚顺战犯管理所保留着大村忍的笔供，里面记录着他担任典狱长时的所作所为：“我曾亲自审问，加以拷问，方法是戴手铐脚镣、用竹刀打等……”“1945年6到8月，病死五六名，当处理尸体时，没有将部下监督好，埋得很浅，尸体被狗拉出……”

　　依照大村忍的经验，凡是被关进这座铁牢的人，必然经历的是残酷折磨，最终结果多数是死亡。

　　即便是没有到过抚顺的日本战犯，也大多对这个伪满洲国时期重要的煤炭产地早有所闻。在苏联期间的几年苦役生涯让他们猜测：“完了，要在这里挖煤了却一生了。”

　　抚顺战犯管理所原管教刘家常告诉记者，很长时间以后，这些战犯才袒露了他们进入管理所时剧烈的心理波澜。“他们想得太多了。”刘家常笑着回忆，管理所选址在原抚顺典狱，既没有羞辱他们的意思，也没有让他们服苦役的想法，恰恰相反，这个选择是为了给他们提供了更好的关押条件。

　　不过，若是对抚顺典狱寻根问源，这些日本战犯更要哭笑不得——日本人修建它的名目，就是关押违法的日本人。

　　日本扶植伪满洲国成立之后，把满铁附属地的行政权“移交”给了伪满洲国，并撤销了日本的治外法权。这不过是为了配合伪满洲国政权成立的一场表演，日本侵略者的戏倒是做得很足，抚顺典狱就是一个戏码——日本人在伪满洲国犯了法，不再受治外法权庇护，也要进监狱。于是，日本侵略者建起了当时的“模范监狱”，建筑、牢房的标准比一般监狱要好很多。

　　典狱长大村忍最清楚，这座监狱关押过的数千人中，没有几个违法犯纪的“日本臣民”，绝大多数都是中国的抗日志士。“模范监狱”的外表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

　　抚顺典狱原有建筑面积6600平方米，其中有1/3以上的建筑是用做刑讯的地方，仅刑具库就占了100多平方米的房屋，刑讯室、绞刑室、试验室、“镇静间”等，一个接一个。

　　在接收这批日本战犯之前，东北人民政府司法部投入近40万元对这座监狱进行了改建，给监房安暖气，扩大窗口，新建礼堂、医院和浴池等，彻底清除各种刑具和刑讯室，处决犯人的刑场被改建成运动场，用于折磨抗日军民的“镇静间”变成了理发室和浴室……狱中甚至还辟出了一个图书室和一个电影放映室。

　　进入修葺一新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日本战犯们依据职务被分派监舍。

　　狱内共有7栋监房，其中第五、第六栋监禁校佐级以上战犯，6人一个监舍；第三、四栋是尉官以下战犯，12人一间；第七栋安排病患战犯；第一、二栋留给同样从苏联引渡回来的伪满洲国战犯。一个月之后，溥仪和他的“皇亲”、“大臣”们住进了那里。

　　除了这批苏联移交的战犯，抚顺战犯管理所后来还收押了地方公安机关查补送监的4人、1956年在太原判刑转监的9人。与此同时，还有一百多名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之初抓获的日本战犯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新中国共收押了1113名日本战犯。

　　日本战犯在管理所的第一夜，夹杂着在长途行程后的疲惫和对陌生环境、未卜前途的惶恐，算是平静地过去了。等到第二天天亮，看清监舍墙上贴着的通告，一些日本战犯炸了窝。

　　战犯还是战俘？

　　通告的内容只是管理条例和活动时间表，不值得大惊小怪，让日本战犯受到刺激的是公告的落款：战犯管理所。

　　即便是完全不懂中文的日本人，也能明白“战犯”这两个汉字。从1945年被俘虏之后，他们都是被当做战俘关押、劳役。苏联在1949年组织了伯力审判，对12名实施细菌战的日本战犯审理宣判，并没有涉及到移交给中国的这批战犯。直到进入中国境内，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战俘。

　　战俘和战犯，是两个不能划等号的名词，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战俘无关犯罪，战争结束后就应该被释放、遣返，苏联人给过他们这样的承诺。战犯，意味着犯有战争罪行，要被审判，很有可能被送上断头台。

　　一字之差，对这些日本战犯来说事关生死。一些人当即把公告扯碎，叫嚷着“抗议”。一些人暗中煽动，撩拨狂躁情绪。很快，日本战犯们骚动起来，监舍内聒噪一片，甚至有人开始绝食。

　　战犯管理所马上展开应对，岗楼上架起了机枪，围墙内负责警戒的战士端起了长枪，而且上了刺刀。看守员的巡视变成了五分钟一次的高频率，特意穿上军靴，走路“咔咔”有声，造成威慑之势。其实，很大程度上这只是做给日本战犯看，战士们的枪只在越狱或暴动等极端情况下才会使用。真正给他们的惩戒，只是减少自由活动时间，少数几个带头闹事分子被单独关押起来。

　　局面很快稳定下来，但这些日本人并没有那么容易接受自己的战犯身份。战犯和战俘不但区分着未来，还定义着过去：他们在侵略中国时的所作所为是不是犯罪。

　　日本战犯们对自己罪行的否认，心态不尽相同。有些人明确知道自己血债累累，但把这些罪行都推给国家和战争，试图以此开脱自己。更多的战犯则是日本军国主义培植出来的恶之花，压根不认为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是犯罪。他们没有任何对罪行的悔恨，甚至对战俘身份都觉得羞愧，认为那不符合“武士道”，抗拒改造、顶撞管教被当成了“勇武”。

　　闹监很快平息，但交锋没有停止。

　　一天，原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找到管教干部金源，要求面见管理所所长孙明斋。金源能说一口流利日语，给两人担任了翻译。

　　藤田茂不但是这批战犯中军衔最高的人之一，而且是个死硬的军国主义分子。从苏联的战俘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他和当过多年伪满洲国“太上皇”的武部六藏一直是日本战犯的核心人物，有“文看武部，武看藤田”之说。

　　据金源回忆，藤田茂在进入管理所之后很长时间，都保留着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标志性的仁丹胡。面见孙明斋时，藤田茂态度嚣张：“我要见你们的毛主席，请安排一下。”

　　孙明斋又好气又好笑，耐着性子说：“有什么话就跟我说。”

　　藤田茂要说的，就是声称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都是战俘，中日战争已经结束，应该释放遣返回日本。

　　孙明斋明确告诉他：“这里没有战俘，只有战犯。你还是这些战犯中罪行严重的主谋之一。”

　　藤田茂当然不承认，两个人针锋相对。孙明斋义正词严地教训了他半天，藤田茂根本听不进去。最后，孙明斋站起身来，半是命令、半是送客：“你好好读一读《帝国主义论》，搞明白帝国主义是个啥东西，对照自己想想，你是不是战犯。”

　　藤田茂回去了，饭盛重任又来了。他担任过伪满洲国高等法院法官，以“法律权威”自居，满口的“国际法”、“国际公约”，引经据典，头头是道，就是要证明他们是战俘而不是战犯。

　　日本战犯们不再大规模闹监，转而开始联名写《抗议书》，还要把《抗议书》递给联合国，声称自己受到“非法对待”。

　　刘家常说，日本战犯刚开始搬出“国际法”的概念时，管理所还真是有些挠头。那时候没几个人知道“国际法”为何物。于是，管理所千方百计找来了相关的资料，首先让管教干部学习。

　　“学了‘国际法’，很多管教干部更气不打一处来。”刘家常说，“那些对战争罪、战犯的定义，条条款款都能套在这些日本战犯的头上，他们居然还敢谈国际法？”

　　既然日本战犯打出国际法的名义，那就用国际法来回击。管理所组织日本战犯集体学习，特别是二战后审判战犯时制定和应用的一系列法律条文。

　　从纽伦堡审判启用的《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一次详细规定了战争罪的种类和等级，甲级战犯是犯有反和平罪的战争策划者，日本的甲级战犯已经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得到了审判。关押在抚顺的这些战犯，属于乙级和丙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