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改造日本战犯纪实:从宽处理令顽石点头(图)(3)

　　单就“战争罪”这一条，这批日本战犯就没有一个人能脱身罪名之外：违反战争法规与惯例，对所占领土或占领地的平民之谋杀、虐待，为奴隶劳役或其他目的的放逐，对战俘或海上人员的谋杀或虐待，劫掠公私财产，实施非军事需要的破坏……

　　其实，那几个搬弄国际法的日本战犯不过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这样的学习改变不了他们的态度。但是对大多数特别是低级别日本战犯来说，他们原本也不知道国际法中对战争罪和战犯的定义。这样的学习让他们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战犯成了无可推脱的身份。

　　接受战犯的身份，也就意味着认罪的开始。

　　以德报怨

　　日本战犯在战犯和战俘的身份上纠缠，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们则经历了另一番内心纠结：这些日本人是仇人还是犯人？

　　抚顺战犯管理所成立之初，共有145名成员，多为军人出身，很多人经历了抗日战争，和日军真刀真枪地生死相搏过。第一任所长孙明斋、副所长曲初都是老革命，孙明斋的舅舅被日军的狼狗活活咬死，曲初腿上的残疾就是拜日军所赐，其他大部分人也都能写出一本日本鬼子的“血泪账”。最极端的例子是一个叫王兴的看守员，10岁时，他亲眼看到自己的7位亲人被日军用刺刀刺杀。

　　即便是最年轻的赵毓英等人，也对日本侵略有切身体会。他们看待日本战犯的眼光，难以克制地带有仇恨。但是，作为管理所工作人员，个人再大的血海深仇也要放下，必须无条件服从命令，对战犯实施“三个保障”，即：保障不侮辱人格、保障生活条件、保障身体健康。

　　所长孙明斋给大家做思想工作，也像是在说服自己：“我知道大伙想不通，其实我最开始也想不通，但是周总理说‘20年过后再来看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能明白其中的意义和价值。’”

　　当年的工作人员都记得孙明斋说的一个比喻：“我们现在克制、牺牲自己的感情，这也是一种战斗，就像当年在战场上和小鬼子拼刺刀。这些人当年全副武装时各位都没害怕过，现在改造他们的工作又有什么可为难的呢？”

　　抚顺战犯管理所，是审判定罪前关押战犯的地方，是一个还不能叫做“监狱”的监狱。在人们的印象中，监狱意味着阴暗、冰冷、残酷、恐怖。而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除了失去自由，其他任何方面都要比真正的囚犯优待得多。

　　最初几天，管理所为战犯提供的伙食是粗粮、细粮搭配，以高粱饭、窝头为主。以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而言，这已经是中等偏上的伙食标准。不说别人，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吃的也是这些。

　　个别日本战犯却对这样的优待不领情，他们先是拒绝吃粗粮，把饭菜倒进马桶里，继而发展到绝食。

　　管教干部看了心里有气，有人说：“他们不吃就是不饿。这顿不吃粗粮，下顿还这么做。”有人说：“槽里有草饿不死驴，看他们能挺几天。”

　　但是，连续几天，几个死硬分子真的一直拒绝进食。不管是什么原因，真要是在管理所有战犯饿死了，都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管理所赶快将情况向上级汇报。

　　很快东北公安部转来了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将战犯们按将官、校佐、尉官以下三级，分成小、中、大灶三种待遇，全部供给细粮。

　　具体的伙食标准列出来，让很多管教干部都不能理解。这些战犯每人每天菜金最低0.42元，最高1.54元。这是什么概念？当年最好的东北大米每斤只要0.1元，猪肉是每斤0.3元。

　　即使是最低档次的战犯伙食标准，也要远远高于管理所工作人员的水平。这样的“牢饭”恐怕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份。

　　日本战犯不但吃得好，会吸烟者，每人每月提供一条纸烟；每周洗一次热水澡、每月理一次发、定期接受体检；每年春秋季各召开一次运动会，每逢节日还要搞会餐。管理所医务室的医疗设施甚至超过当时的中级医院，部分战犯在战争中受伤致残，管理所为他们全部安装了假肢。

　　赵毓英学的是高级护理专业，还给她分配了新任务：“营养护士”，就是要给战犯调配食谱，保证营养均衡。

　　每天，赵毓英开出菜谱，负责后勤采购的高震照单采买。高震后来成了赵毓英的丈夫。“那时候我们俩可没少吵架拌嘴，他对我满腹牢骚。‘你开单子也不看看季节，三九天哪里有西红柿卖？’‘指名要河鲫鱼，渔民要知道是给日本人买鱼，非把我当汉奸揍一顿’。”赵毓英笑着回忆。

　　抱怨归抱怨，高震还是会想方设法把菜谱上的东西购置齐全。炊事员也有情绪，故意把米或菜洗得不干净就上锅。这个情况很快被发现，遭到了管理所领导的严厉批评，从此杜绝。

　　赵毓英说，每次大会小会，领导们都要强调一遍“三个保障”，严肃纪律。我们也逐渐理解，优待日本战犯，不但是实行人道主义，更是改造他们的方式。要让他们真真切切感受到中国人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反省他们又是怎样对待中国人的。

　　中国人的以德报怨，拷问着日本战犯沉沦已久的良知。

　　“文看武部”，说的是日本战犯的标志人物武部六藏。他在1940年至1945年担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是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首要战犯。此人极端顽固，一直宣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帮助满洲国建设”。

　　1952年，武部六藏突发脑血栓，经医护人员昼夜抢救脱险，但从此瘫痪在床。为了照料他，管理所委派焦桂珍做专职护理员。

　　武部六藏的一日三餐，都是焦桂珍一勺一勺喂到嘴里。他大小便失禁，焦桂珍端屎端尿，每天擦洗。直到1956年假释出狱，武部六藏四年不曾离床，却连褥疮都没有生过。

　　在接受审判前，武部六藏最终供述了全部罪行。六十多岁的武部六藏形容三十多岁的焦桂珍，“像母亲一样照顾我”。

　　顽石点头

　　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为安全起见，战犯管理所曾暂时迁往哈尔滨。1952年，管理所迁回抚顺后，中央发来了新的指示，对日本战犯要开展认罪悔罪教育。

　　其实，认罪悔罪教育从战犯们进入管理所之后就一直在进行着，比如组织理论学习，认清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实质等等。而这一次教育的主要形式是交代、揭发罪行，触及到了每个人的具体罪行。

　　并不是每个日本战犯都能老老实实地坦白。他们或是怕供认罪行会招致严惩，或是仍没有褪掉军国主义的幽魂，有人推诿隐瞒，有人直接对抗。

　　为了打开局面，管理所把号称“大和魂榜样”的鹿毛繁太作为突破口。

　　鹿毛繁太原是伪满锦州市警察局警务长，在其任内，制造无人区、抓捕残害抗日人士……罪行累累。进入管理所后，鹿毛繁太不守规，不服管，挑衅看守，恐吓认罪的同监，闹监最凶。在一次公然辱骂看守之后，鹿毛繁太被单独关押起来。

　　刘家常告诉记者，管理所如果只有优待怀柔政策，那些战犯中的死硬分子只会更嚣张。我们杜绝了所有的肉体刑罚，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惩戒措施。单独关押就是一种惩戒，类似于关禁闭、关小号。

　　鹿毛繁太是单独关押的常客，起初并不当回事，以为关个两三天就会放他出来。但这次，放他出来的前提是写检讨，写认罪书。

　　单独关押两天后，鹿毛繁太交了一篇十来句话的检讨，被管教干部金源打回重写。反反复复写了四遍，才算通过。而这还不算完，管理所要求他在全体战犯面前公开检讨。鹿毛繁太慌了神儿，请求管教允许他“考虑考虑”。这一考虑就是七天，管理所的广播器里传出了鹿毛繁太忏悔的声音：“我检查我的错误和罪行……”

　　“大和魂榜样”成了认罪悔罪的榜样。

　　像这样通过惩戒手段才认罪悔罪的日本战犯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在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和润物无声的感化影响下，重新审视自己在侵华战争中的所作所为。良知唤醒，邪恶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