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贵1942年写鼠疫报告 首次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

　　1952年8月3日，陈文贵(前中)与朝鲜中央卫生试验所细菌部鼠疫室同事的合影。

调查细菌战的永川籍医学家陈文贵。

湖南常德鼠疫报告书原件。

　　“1941年11月4日5时许，敌机一架，于大雾弥漫中，在常德上空低飞，投下小麦、黄豆、棉絮及其它不明物体。7日后，第一例疑似鼠疫病例被发现……”在永川区档案局，珍藏着一份由永川籍细菌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文贵(1902-1974)，在1942年所写的《湖南常德鼠疫报告书》复印件。

　　这份万言报告书，第一次真实地揭发了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尽管已过去70余年，日军对中国实施细菌战所犯下的罪行和伤害依然罄竹难书。那么，出生于重庆永川区的微生物学家陈文贵，到底是何许人也？他的一生，又在揭露日军细菌战中扮演了何等重要的角色？记者日前查阅历史档案、回访其永川祖籍，力图还原历史。

　　1、生性秉直，父亲劝阻其从政

　　青瓦、粉墙，高大的银杏、香樟等树木围绕……位于永川区松溉镇文昌街的陈家大院，就是陈文贵出生的地方。

　　“陈家大院出了很多名人，除了著名影星陈冲，她的爷爷陈文镜和大爷爷陈文贵都是著名的医学家。”住在陈家大院附近、92岁的蔡少林大爷抽着旱烟回忆。

　　“光绪年间，松溉是永川唯一的水码头，商贾云集。”蔡大爷告诉记者，那时，陈家祖先陈朝钰在镇上经营着一家名叫“源顺庆”的花纱商号。

　　陈文贵6岁时，由于家境殷实，父亲陈海门便设家塾授课，并让其5岁的弟弟陈文镜陪读。《百家姓》、《三字经》……兄弟俩历时6年学完四书五经，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国学基础。后来，兄弟二人又相继在江津县白沙镇和重庆私立求精中学求学。

　　“陈文贵从小生性秉直。”长期研究永川历史的该区档案局党史研究科科长欧利伟告诉记者，由于深受国学思想濡染，兄弟俩均有“兼济天下”的报国情怀。“五四”运动爆发后，兄弟二人还参加了重庆的爱国学生运动，陈文贵还成为市区学联的领导人之一。

　　史料记载，中学毕业后，陈文贵希望从政，其父却极力阻止，因深知其秉性太刚直不适合从政，而令兄弟二人从事医学。1921年，兄弟俩进入湖南雅理大学医学预科。在此期间，他们又结交了校内外一些进步青年，并陆续参加了声讨军阀吴佩孚、驱逐省长赵恒惕的斗争，从此走上了救死扶伤、济世为怀的道路。

　　2、为制造疫苗在子女身上做实验

　　1928年，时年26岁的陈文贵进入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科学习。这时，他对细菌学有了浓厚的兴趣。一年后，陈文贵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任北平协和医院病理科助教。两年后，他又转入协和医院细菌系，专门从事细菌学研究。

　　“平时，他除了做好日常教辅工作，将其余时间全部投入到细菌血清的研究工作中。”陈文贵的小女儿陈晓晴告诉记者，以前听母亲讲，父亲常常在实验室泡到半夜三更才回来，如果有新的进展就会高兴得像个孩子。

　　经过不断的实验和探索，陈文贵先后撰写了《组织培养下疫苗病毒性的变异》、《霍乱弧菌的培养、分离和变异》等多篇论文，在美国《实验生物》、《医学会刊》等专业刊物上发表，成为学界翘楚。

　　抗日战争爆发后，受同学之邀，陈文贵前往贵阳卫生署担任卫训所主任，并任贵阳医学院教授。

　　1938年和1939年，贵阳发生大面积霍乱疫情，大批民众受染身亡。当时，疫苗血清供应非常紧缺，陈文贵立即带领身边的教学医生试验生产霍乱疫苗。

　　“父亲十分谨慎，他不仅用动物试验疫苗，还在哥哥姐姐的身上进行人体试验，确定没有不良反应后才拿来救助民众。”陈晓晴回忆，因为此事关系广大百姓，因此家里人并不埋怨父亲，反而很支持他，认为这是非常崇高的事。

　　由于陈文贵制作的疫苗对遏制霍乱的蔓延起到了显著作用，于是，驻贵阳的中国红十字会决定请陈文贵筹建一所先进的疫苗血清制造室，既生产各种疫苗，又培养专业人才，陈文贵便愈发沉浸在对细菌学的深入研究中。

　　3、“日军在我国进行了细菌战！”

　　“敌犯贵州边境，时局严重万分，贵阳已接近战区……”记者在如今收藏在三峡博物馆的陈文贵日记中看到，进入1940年后，抗战局势日益紧张，进入僵持阶段。

　　同年10月，在浙江宁波突然发生了一场鼠疫。100多名居民突发暴病身亡，死时颈部淋巴结肿大，面目恐怖。一时间人心惶惶，愁云笼罩。为防止鼠疫蔓延，浙江省卫生厅甚至焚毁疫区房屋，曾经繁华的开明街一带尽付一炬，成为一片瓦砾，被世人称为“鼠疫场”。

　　同年12月，国民政府卫生署在重庆召开全国卫生技术会议，秘密讨论浙江宁波的鼠疫流行案。

　　“鼠疫爆发前几天，有日机窜入宁波市区上空投下大量麦粒、粟米和面粉等物；日机离开后，地上即出现大量红色的跳蚤……”根据汇报的情况，陈文贵尖锐而肯定地指出——日军在我国进行了细菌战，应立即训练侦察敌人生物战和防止生物战的专业队伍。

　　不过，当时陈文贵的观点遭到会议主持人的反对，并被诋毁为“神经过敏”。直到后来浙江省卫生厅从宁波某居民家的鱼缸中搜集到的跳蚤，被鉴定为人鼠共同蚤后，陈文贵的观点才被肯定。

　　距浙江鼠疫疫情1年后，湖南常德又爆发了大规模鼠疫。与浙江宁波的情况类似，1941年11月4日，当天常德上空大雾笼罩，一架九七式日式轻型飞机飞临常德。可是这架飞机没有像往常一样扔下炸弹，而是沿途撒下一些破布、烂棉絮、谷麦等物。7天后，常德街道上出现大量死鼠。12日，魔鬼开始露出狰狞的面目，家住关庙街的12岁女孩蔡桃儿因高烧寒颤送医院急诊，第二天被确诊为鼠疫后即心力衰竭死亡。接着，又有5例病人高热死亡。

　　随后，疫情无法控制地爆发了。政府挨家挨户打预防针，鼠疫高发的关庙街、高山街、鸡鹅巷等地区被军事封锁。但仍有人一批批地身亡，常德大西门外的焚尸炉每天都黑烟不断。一些城里人为了逃灾跑到乡下，又把鼠疫带到乡村，使得鼠疫在更大范围内蔓延开来。

　　“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直接后果，是使无数中国人如蝼蚁般惨遭杀害。”美国籍新闻记者约翰·巴维尔如此记录。

　　“1941年11月4日在湖南常德县城上空飞机散播1.6公斤鼠疫菌，2810人染疫。在吉林、浙江等地6次细菌战的染疫者共计25946人……”日本731部队所属陆军军医金子顺一少佐，在1949年为取得医学博士学位而向东京大学提交的论文《PX之效果略算法》(注：P意为鼠疫，X意为跳蚤，是人间鼠疫的主要传播媒介)一文中也如此写道。

　　得知疫情的陈文贵立即率队前往调查，并亲自主刀对尸体进行解剖，将患者肿胀的淋巴结穿刺血液注入豚鼠体内，豚鼠于5日后死亡；病人涂片上的杆菌和病理学的鼠疫杆菌完全相同……通过系列实验，陈文贵发现，这些病人均死于世上最可怕的烈性传染病——鼠疫杆菌所引起的败血性感染！

　　此外，根据敌机空投地与发病地点相同、从空投到发病的时间与鼠疫菌感染潜伏期一致等证据，陈文贵确认：这一大规模的鼠疫流行，是敌机通过抛撒染有霍乱和鼠疫菌的垃圾导致居民感染所致。

　　4、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真相

　　掌握了大量事实证据的陈文贵义愤填膺，亲自执笔撰写了近万言的《湖南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交给国民政府卫生署。这份长达万言的报告书，第一次真实确凿地揭发了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然而，当局认为“事关国际信誉不得谎报疫情”，指使军医署篡改了报告内容，试图捂住事实真相。直到1950年，人们在清理国民政府卫生档案时，才从资料中得知日军曾经使用过细菌战。

　　常德的大规模鼠疫直到1943年，才止于常德会战时日寇放火焚烧的烈焰中。

　　“抗战期间，731部队在浙江宁波、吉林农安等地共用飞机播撒鼠疫菌6次，共造成近2.6万人感染细菌，日军罪行罄竹难书。”陈晓晴告诉记者，在此期间，父亲一直致力于细菌学的防疫和研究管理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针对西南地区鼠疫、虐疾、天花、麻疹等多种传染病开展防疫工作，使一些传染病很快被控制下来。

　　解放后，科研成果卓绝的陈文贵成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并担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连续三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父亲一生都热爱和平，并用科学的证据仗义执言。”陈晓晴告诉记者，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美军在朝鲜也进行了细菌战。为此，中央卫生部派陈文贵赶赴朝鲜，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卫生部顾问兼防疫检验队队长。

　　肩负重任的陈文贵冒着被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前往受细菌侵袭的现场，搜集美军空投的昆虫、细菌容器等实物标本，并用严格的科学方法，从昆虫体中分离出鼠疫杆菌、霍乱弧菌、伤寒杆菌等毒力很强的病原体，以确凿的证据，揭露了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1952年，陈文贵随宋庆龄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会上，他出示美军进行细菌战的实物证据，揭发其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罪行，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支持。为表彰陈文贵的功绩，朝鲜人民政府特授予他二级国旗自由勋章。回国后，陈文贵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和宴请。

　　1961年，陈文贵调往四川医学院任副院长，继续为世界和平和反人类斗争做贡献。如今，在四川大学的文化长廊中，还塑立着一块刻有陈文贵的头像和简介的卧式长碑，记录着莘莘学子对这位杰出校友和伟大科学家的真挚敬意和告慰。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记者卢越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