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上海设20个集中营 许广平曾被施以电刑

　　■本报记者 龚丹韵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奋起抵抗。硝烟散尽，岁月更迭，对历史的追寻与敬畏，成为今天的使命。

　　经过了漫长的遗忘与找寻之后，比对大量境外史料，上海历史学者今年首次系统发布了抗战时期上海20个日军集中营的详细地址。《解放周末》循着历史学者的最新发布，探访曾被我们遗忘的上海大桥监狱集中营，打捞曾经发生在那里的历史片段。

　　或许，找寻不该被遗忘的，重逢历史深处的真相，是一种更为具体而真切、更能触及心灵的铭记方式。

　　中国人很少知道，日军在上海设立过20个集中营

　　这是一座7层钢混结构的老房子，坐落在上海四川北路85号，占地5800余平方米，装饰艺术派风格。它的一楼开着各色小店，楼上的居民们每天用各种晒衣架为它画出市井生活的外衣。过路的行人，或许径直走过，或许会瞥上一眼。

　　若有人肯往历史的深处“看”，可以知道的这座老房子的命运轨迹是：1935年，仁昌营造厂承建了它。抗日战争时期，它是日本宪兵司令部。1947年，它成为中国银行的职工宿舍。2005年，它被公布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很多中国人不知道的是，这座老房子有着更深层的命运。原来，它是日军在上海的20个集中营之一。在一些史料中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大桥监狱集中营。

　　即便翻阅厚厚几册的1999年版《上海通史》，其中也没有关于集中营的支言片语。它一度被遗忘在历史的尘埃中。

　　10年前，《上海通史》主编、上海史研究学者熊月之，通过境外材料，基本弄清了日军设立于上海的集中营的来龙去脉。他写道：从1943年1月到1945年8月，日本侵略军在上海设立盟国侨民集中营(以下简称上海集中营)，关押英、美等国侨民六千余人，涉及十余国，历时两年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在上海的影响极大、极其重要的世界性事件。以往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中，对此甚少涉猎……

　　可惜，这一篇文章、几段考证，彼时仅在学术圈引起热议，而不为外人所知。上海，没有拾起这段“甚少涉猎”却又“极其重要”的历史。

　　10年后的2015年3月，另一位上海史学者苏智良，正在与研究生李健搜集日军在上海的暴行材料。搜集、思索、讨论，集中营的史料莫名地跳入苏智良的脑海。苏智良对李健说了一句：“我们去逐一查证下，究竟是哪20个集中营吧。”

　　脚踏实地，逐一查证，徐家汇藏书楼、淮海中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大楼、华东师范大学老文史楼、上海中学、市西中学、提篮桥监狱等地，都曾是当年日军建立集中营的所在地。那里曾关押着中国抗日战俘、盟军战俘、英美“敌国”侨民、教会人员，甚至还有日本曾经的“盟友”意大利人。

　　然而，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们：史料上所载的华德路盟军战俘营，究竟在哪儿？

　　终于，最后一块拼图完整了

　　李健扎进了监狱志里。她翻遍了《上海监狱志》等史料，渐渐觉得，华德路盟军战俘营和提篮桥监狱可能是同一个地方。于是，她拜访了监狱史专家徐家俊。徐家俊直接告诉她，两者就是同一处。20个集中营，似乎缩减成了19个。

　　但李健没有轻易放过自己的疑惑：为什么史料中明明是同一个地方，却出现了两个不同的集中营名称呢？这是一个错误，还是这其实蕴含着某种线索？

　　仔细比照美方提供的原始英文资料后，李健发现，中文翻译出了错——翻译成“提篮桥”的那个英文单词，原本是“大桥”。

　　大桥？这个名字，苏智良他们并不陌生，很多史料中都曾提过，尤其是多年前，它反复在一本书中出现。那就是《鲍威尔对华回忆录》。1917年，美国人鲍威尔来到上海，担任了《密勒氏评论报》记者、主编，因披露日本罪行，曾被日军抓捕。他这样描述监狱里痛不欲生的日子：牢房内挤满了人，空气令人窒息。连坐的地方也没有。大约18英尺长、12英尺宽的地方，可以容纳25人在地板上排队坐着，但是几天后牢房里竟关押了40多人，许多人只能站在那里……男女混押，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关押……盥洗只靠一只放在角落里的粗糙木桶，敞开着，臭气熏天，男女共用……如果谁得了疔疮，日本人就用一种类似红汞的液体给人注射。

　　鲍威尔在集中营里惨遭虐待，双足致残。1942年，美国与日本交换战俘，他才从上海回到美国，写下原题《在中国二十五年》一书，并在该书第35章“恐怖的大桥监狱”里详述自己的遭遇。1946年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讯日本战犯东条英机等人，鲍威尔还以自己的亲身遭遇出庭作证。

　　李健立即找来该书英文版，比照发现，鲍威尔书里的“大桥监狱”表述方法，和美方资料里的用语，一模一样。这再次证实，原资料中的“提篮桥”，指的应该是“大桥”。

　　终于，最后一块拼图完整了。

　　近70年后的今天，上海集中营旧址终被系统地梳理出来。原本零散的史料、耳熟能详的地标建筑，被串在了一起。大桥监狱集中营尘封的往事，其实早已露端倪。这些历史碎片一直在各个角落里静静等待着，等着有一天后人认出它们、拾起它们，拂去尘埃，把它们重新拼成一幅完整的样貌。

　　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里多次出现的“大桥监狱”，终于被揭示出它的身份

　　大桥监狱如同一座黑暗的坟墓，从白天到黑夜听不到一点人声。

　　在押人员不能说话，说了，会被严刑拷打。有一次，日本看守发现2号牢房有人窃窃私语，走进去寻找，却无人承认。看守采取“连坐法”，他猛击每个人的头部几拳，当场有人鲜血直流，牙齿掉落。日本看守并未罢休，非要找出说话的人。有两位难友看不下去，毅然站出。最后，这两人被拉出去，脱光上衣，跪在地上。日本看守解下身上的皮带，对他们猛抽解恨。

　　这段记忆，被刊载在1995年7月9日的《解放日报》上，标题是《人间地狱五十天》。

　　据监狱史专家徐家俊记载，日本统治时期，大桥监狱原有6间牢房，后又增设几间。每间宽约5米，深约3米，牢房的一角半米见方的凸出，是便坑；一个用砖头砌成半米高的通铺。通铺下仅有一条窄窄的走道。原来只能关10余人的牢房，一下子关了30人以上。

　　虽然是侨民集中营，但这里关押过的中国名人不少。

　　鲁迅的夫人许广平，从1941年12月一直被关到1942年3月1日，中间还被押出大桥监狱，移到沪西极司非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汪伪特务机关。对大桥集中营的日子，许广平最深的印象是：天旋地裂、骨节发酸，两个马蹄型的铁圈套在手上，连上两条电线，接在一个6寸高的木匣上。日本宪兵对许广平动用了十多次电刑。被关的第五天起，她被拳打脚踢，后被脱去外衣，只剩小衫裤，饱受皮鞭之狠。日本人还威胁，要把她一丝不挂放到南京路上出丑。

　　后鲁迅先生的日本好友内山完造出面，许广平被保释回家。4年后，她把这段76天的监狱经历写成《遭难前后》，在1946年的《民主》周刊上连载，第二年交上海出版公司印成单行本。

　　教育家夏丏尊也被日本人关押在大桥监狱。他年事已高，身体衰弱，加上较高的社会影响力，日本人有所顾忌，没让他受皮肉之苦，却想出了一条计策。

　　一天，一位日籍作家跪在夏丐尊的牢房门口，自称学生，希望老师赏脸，与他到外面的酒店，吃顿饭赔礼。夏丏尊勉强答应。日本宪兵让他换了衣服，用汽车送他和“学生”到了租界。那是一家十分豪华的日本餐厅。席间，日籍作家非常恭敬，盛情招待。夏丏尊不卑不亢，心中已明白了几分：没安好心。他一语道破：“谢谢你的热情招待，不过什么时候放我出去？”那位日本作家迟疑片刻，赔笑说：“只要老师愿意担任职务，或者答应挂个名，现在就可以回家。”夏丏尊怒目而视，拍桌离席：“我宁愿把牢底坐穿。你们快把我送进牢房。”经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等奔走营救，夏丏尊终于获释。

　　这里还关过上海共产党情报机构的一对“夫妻”李白和裘慧英。他们被押至大桥监狱，分开审讯。饱受折磨后，终被释放。多年后，这段故事被拍成家喻户晓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

　　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里多次出现的“大桥监狱”，首度被揭示出它的秘密身份——抗战时期上海日军集中营之一。

　　每天赤脚躺在冰冷的地板上，脚已冻成紫色

　　鲍威尔的书里提及，一些著名外商，如道奇汽车公司中国办事处的经理、上海股票交易所总裁海伊默、上海花旗银行经理、苏柯尼真空油公司经理等，都曾被关入大桥集中营。

　　鲍威尔进集中营的第一天，牢房已密密麻麻站满了人。幸好，一位认出他的朋友，把他拉到了一处地方。朋友告诉他，前一天晚上，他站的地方刚死了一位朝鲜人。日本人的刀刺进朝鲜人的腿，血流不止，朝鲜人得了败血症死去。

　　当时的集中营有15间牢房。一面可进出，用直径6英寸的木棍做成栅栏。鲍威尔在5号牢房里，天天数着这些木棍。他们白天盘腿坐着不能休息，头必须低下，面朝东京方向。有时被迫下跪多个小时。晚上随时可能被叫醒。如果有人敢反抗，殴打虐待是家常便饭。

　　有一天，6个日本宪兵怒气冲冲地拖着一个英国人进牢房。他的衣裤都被撕破，显然拘捕时进行过厮打。他告诉鲍威尔，自己是上海电力公司的工程师，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捕。鲍威尔问他叫什么？“W.R。戴维斯”，对方答。鲍威尔“秒懂”，原来，他的名字与《字林西报》的老板R.W。戴维斯太像，一字颠倒，被错认关了进来。

　　美国海军“威克号”舰长雷诺回忆，有一位怀孕7个月的漂亮俄国少妇，被看守发现藏了字条。日本看守勃然大怒，下令牢房里的人，包括少妇在内，全部脱光衣服，站到天井里。寒风中站了半个多小时，日本宪兵大声嘲笑俄妇，她面无表情，昂首而立。不久后，她忽然不见了。没人知道她的结局。

　　外国在押人员受不了集中营的伙食，拿自己的米饭与牢房里的中国孩子交易，换得每天帮自己在衣服里抓虱子。中国孩子苦中作乐地比赛，每天看谁抓的虱子多。集中营外的亲朋，时不时会给集中营里的侨民寄来食物，但只有三明治能勉强抵达收件人处，其他肉罐头等都进了日本看守的肚子。

　　苦难，远远不止于此。牢房里的虱子和害虫难以计数；每天赤脚躺在冰冷的地板上，脚已冻成紫色；大部分囚犯都病了，其中几位奄奄一息；每个人都可能得流行病，比如斑疹伤寒，一度在集中营里传染……

　　一位狱外的法官朋友想到监狱虱子横行，给鲍威尔送来一管药膏，鲍威尔称“我将终身感谢他”。但鲍威尔还是病了。先是严重的手指感染，他被带到楼上的医务室。日本医生没有使用任何麻醉药，拿起一把剪刀，把他手指的皮一点一点，剪下。门口，几个日本宪兵张望着，对他痛苦的模样幸灾乐祸。

　　美国历史学者华百纳在其著作《上海秘密战》中也多次提到了大桥监狱。他写道：一名叫甘德的老外从审讯室出来，既痛苦又疲惫，脑袋上还缠着绷带，看样子已经缠了好几天了，他的后脑勺出了一大片红疹。在大桥监狱期间，感染最终蔓延到他的脚趾。有一次一名日本医疗官过来，决定帮甘德去除脚趾甲，他让两个人将甘德按在椅子上，没用任何麻药，就用一把钳子完成了手术。

　　每日每夜都有倒霉的中国人被带到审讯室承受各种各样的酷刑。楼下的犯人都能听见他们惨叫和呻吟。酷刑包括“电疗”——将电线接在手脚上，把犯人电个半死；“水疗”——用水桶往犯人鼻孔里灌水，直到肺几乎破裂；还有毒打和拔指甲。

　　1937年后，日本人已经掌握了虹口区，大桥监狱的存在一直被当作高度机密。“我们相信有许多中国人，在公共租界失踪后，就是被投入这里。因为这里有大量中国囚徒。”鲍威尔的记忆里，日本人对待在押的中国人更加残忍。

　　一位中国男子带着3岁的儿子被关进来。小男孩彻夜哭泣，整个大桥监狱都能听到。几天后，他们不见了。有一个中国人抽烟，被看守揍成肉饼，一个多星期不能站起来，还得了脚气病。日本医生给他注射了不知什么药剂，他很快死去。还有一名中国人，被发现身上藏钱，日本看守把他拖到走廊，用木棍打脸。1、2、3……集中营里的老外们在心里默数，打到第85棍，叫喊声停止。

　　集中营里，刹那平静。

　　历史沉默着，跌入城市的记忆长河中，等待打捞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失利，沪上集中营里的“敌侨”就连带遭殃。即便是日本曾经的“盟友”意大利，由于墨索里尼投降，倒向英美，同样惹火了日本。在上海，意大利人也遭到逮捕，被关入罗别根路(今哈密路)的意大利集中营。不同国籍的难友们，都在日军的刺刀、高墙和铁丝网下，屈辱挣扎。

　　今天，许多的抗日剧和小说中，都会拿这段恐怖与灾难铸就的城市片段作背景。“76号”特务机关、“51号”兵站，反反复复，出现在荧幕。然而依然没有人知道，彼时的上海还有20个集中营。

　　上世纪80年代，好莱坞导演斯皮尔·伯格拍摄的影片《太阳帝国》，描述的正是上海集中营的生活。从那以后，熊月之不断收到海外来信咨询此事，“每当被问起集中营的历史，茫然无知的我总觉得很尴尬。我想理清这段历史。”

　　上世纪90年代，经年的资料寻觅，尤其是查到日本外务省的档案后，熊月之的团队终于在2005年有了初步成果。至少，集中营的名称，被押人员国籍、人数、年龄、生活状态的概况初具雏形。今年，苏智良的团队继续挖掘，更多往事浮出水面。

　　但对于遗忘的抗争，或许才开始。当年集中营所在的那20栋老楼，几乎都是上海知名的地标，今天有些仍存，有些已拆。当年侨民中的幸运者，撑到出狱、回国、与亲人团聚，不知身在何方。而曾被秘密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中国人，大多已被岁月淹没了容颜。

　　历史沉默着，跌入城市的记忆长河中，等待打捞。(史料参考：熊月之、苏智良、徐家俊等人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