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古书复活记》，用镜头记录了一批用自己的修复技艺让古书传之后世的“古籍守卫者”。

　　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春夏秋冬四季轮替更迭着窗外的岁月，他们就是在这样的默默无闻中，用代代传承下来的修复手艺让破损的古书复活。

　　在纪录片《古书复活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如宋元时期最大部头的应用类书籍《事文类聚翰墨全书》、海昏侯墓出土的简牍、海拔近4500米的西藏寺院山洞中发现的珍贵藏文古籍、破损严重的民间戏曲抄本等，都被妥善修复，得以重生。

　　从传世实物看，宋版书是现存最早的印本书。宋版书，称得上是全世界最昂贵的书籍，因为刊印精美，装潢考究，加上水火兵灾影响等，传至后世的少之又少，因此呈现出独特的文献学价值，是中国文化的瑰宝。

　　清代著名的藏书家黄丕烈，就将自己的藏书楼称为“百宋一廛”。廛是指房屋，百宋一廛的意思是百余种宋版书放在一间屋子里，所以黄丕烈是当之无愧的藏书大家。

　　古籍是这样保存和修复的

　　中国传统的纸张，有“纸寿千年”之誉，距今传世最早的纸质档案，是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平复帖》，在历经1700多年后依然保存完好，主要原因要归功于其书写载体——中国的纸。

　　但是纸张经不住虫蛀、鼠咬、污垢、霉烂、水湿等破坏，有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因此，伴随着雕版、印刷而兴起的一门手艺，就是古籍修复，说是艺术更为精当，称其为“补天手”不为过。其实，北魏时期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就有一段相关记载，讲的就是书籍修复：“书有毁裂……裂薄纸如薤叶以补织，微相入，殆无际会，自非向明举之，略不觉补。”微相入三个字，就传达出了书籍修复的谨小慎微。

　　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主办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上，曾首次系统展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古籍修复重点项目成果，通过《赵城金藏》、敦煌遗书、《永乐大典》、西夏文献、“天禄琳琅”、纳格拉洞藏经的修复前后对比，我们可以细细体会古籍修复技艺的传承与发展。

　　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永乐大典》《赵城金藏》等“镇馆之宝”都在国家图书馆文献修复组这里得到妥善修复。

　　《永乐大典》我们都相对熟悉，而《赵城金藏》同样是国宝。《赵城金藏》是我国在宋代第一部木刻版大藏经《开宝藏》的覆刻本，刻版于宋金时期，今存4000余卷，全世界只此一部，因而被视为稀世瑰宝。

　　1933年，高僧范成到全国各地寻访古代经卷，在山西省赵城县(后并入洪洞县)广胜寺意外发现了崔法珍留下的大藏经，《赵城金藏》从此名扬天下。1942年春，侵华日军企图抢劫这一稀世珍宝，八路军某部闻讯后夜入古刹，救得经卷。这部珍贵的经卷得以保存，现存在国家图书馆。

　　在纪录片《古书复活记》中，我们看到一册糟朽严重的《事文类聚翰墨全书》送到了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师朱振彬面前。《事文类聚翰墨全书》是宋元时期最大部头的应用类书籍，纪录片中这一册是明初刻本，引人注意的是上面钤着一方“天禄琳琅”的玺印。天禄琳琅，是清朝乾隆的藏书精华，也是仍存世的清代皇室藏书。这册破损的古书，只要稍一用力，书页就会像“掉渣”一样脱落，考验着修复师的技术和耐心。但是在修复师朱振彬的回春妙手之中，经过揭、补、压平、衬纸、钉线等步骤，一番精妙入微的“外科手术”下来，这册刊刻于500多年前的《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得以重生，继续着传承文化的使命。我们相信，当后人再看到这部书，在敬佩明代人刊印水平之高的同时，更会向今天的古籍保护者致敬。

　　古籍修复的要求是“修旧如旧”，即最大限度地保留古籍的原始面貌。我们可以简单了解几种修复古籍的方法：补书法、去污法、托裱法等。

　　比如针对常见的虫蛀，则用补书法。将书页慢慢打开放在隔板上，在蛀洞周围抹上糨糊，用同色纸对着纸张纹路，按在破损的洞上，然后依糨糊湿印把纸撕下即可。去污法，顾名思义，当泥水等污渍滴在古籍上时，可采用毛质软排笔慢慢刷去污斑上的浮土和泥迹。对于已经霉烂的书，则常用托裱法：先用同色纸将破损处补齐，然后在书背后刷上糨糊，再裱上一层纸，全部裱好后再截齐装订成册。

　　有种古书样式叫“金镶玉”，这是一种古籍装帧形式。所谓“金镶玉”，就是指通过在书页里面衬上白纸，使书页的三边都镶衬出白色的衬纸，再用纸捻将衬纸与书页重新装订，因为原书页是黄色的，衬上的新纸是洁白的，如同黄金镶了白玉，所以称作“金镶玉”。片中，一批破损严重的民间戏曲抄本被送到甘肃省图书馆进行修复。面对这批没有留出天头地脚，文字“顶天立地”的抄本，古籍修复专家师有宽经过研究后，选择使用“金镶玉”的技艺进行修复，最大程度保护了受损的古籍。

　　竹简背后的新发现

　　在《古书复活记》片中，有一则与江西海昏侯墓有关的故事。西汉海昏侯墓，是目前我国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列侯等级墓葬，曾入选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海昏侯墓出土后，工作人员进行文物提取工作，在清理过程中，他们对一堆“泥巴”的处置犯了难。就在大家准备把这当成泥巴处理掉的时候，考古队领队杨军则表示了反对：“要等到专家组来，尤其是荆州文保中心的吴老师来，确定是什么再清理”。

　　幸亏他这一个坚持，才让我们看到了后来在学术上价值连城的宝物。一方奏牍，埋藏了2000多年——“南藩海昏侯臣贺，昧死再拜皇帝陛下”，通过文字，足以断定，出土的墓穴即是曾经做过27天汉废帝的第一代海昏侯刘贺之墓。

　　在纸张产生之前，中国古人用“尺牍”“竹简”等作为书写载体。

　　在海昏侯墓内，出土了几千件木漆器和竹简，这一数量令人震撼，但修复难度也很大。尤其是东晋时期主墓经历过一次大地震，整个墓都浸泡在水中，这种干湿交替的环境，对竹简损伤很大。

　　为了看清竹简上的文字，工作人员请出了“老手艺人”，正是考古队领队杨军口中的吴老师——保护出土饱水文物的国际顶尖专家吴顺清。

　　吴顺清是我国出土竹木漆器、丝织品等文物保护研究的学术带头人，是海昏侯墓专家组木漆器保护专家。他所在的荆州文物保护中心，是国际上修复饱水简牍最权威的机构。

　　饱水简牍的修复必须经过脱色、脱水两个环节。经过了一番极费工夫的修复工作，一枚双面刻有文字的竹简呈现在我们眼前——上书“孔子智道之易也”。要知道，这句话在《齐论语》中有记载，我们今天看到的《论语》这一篇已经失传。较早的《论语》有三个版本，《古论》《鲁论》《齐论》，我们今天读的《论语》就是以《鲁论》和《古论》为基础整理而成的版本，《齐论》到汉魏时期就已经失传，只知篇名，不知内容。

　　这枚竹简的发现，可以说明失传了1800多年的《齐论语》版本，在海昏侯墓葬里发现了。

　　这不由得让我们想到清华大学收藏的一批战国竹简。2008年6月，在获知香港有这样一批重要竹简后，著名学者李学勤向校方领导报告了这个重要信息。校方领导问：能否用最简洁的话概括一下这批竹简的意义？李学勤的回答是：如果是真的，那就是司马迁也没有看过的典籍。大约一个月后，这批竹简入藏清华大学，人称清华简。著名学者周汝昌听说后，非常高兴，欣然写下：“清华宝简，邦国奇珍。三生至幸，躬及知闻。二千累百，历劫方新。武王八年，判定古今。马迁无记，秦火未焚。”

　　清华简研究的成果之一，是发现了《尚书》的相关文献。关于《尚书》版本的学术官司打了近2000年，直到清华简的出现，这桩疑案才算有了可靠的证据。另外，清华简中还有意想不到的神奇发现——《算表》，这是人类最早的十进制计算器，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实用算具，是中国乃至世界数学史上的重大发现。清华简《算表》再一次让世界看到了古老中国的智慧，看到了穿越历史的数学之美。

　　精益求精

　　修复，除了技艺精湛，更离不开“原汁原味”的材料。尤其是中国古人秉承着“文章千古事”的精神，所以对书写文章的纸张也尤其在意。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师杜伟生，曾和他的同事一起以每月180米的速度修复敦煌遗书，整整修了10年。但是他在修复一批唐代典籍时却犯了难，因为缺少修复用的专门纸张，项目一度被搁置。为了解决这个困难，他和专门从事古法造纸工艺的贡斌一起，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经过反复实验和严苛的酸碱度测试，最终复原出了适合修复这批唐代典籍的纸张。

　　在蓝靛纸造价昂贵、市场鲜有的情况下，拉萨的次仁多杰仍在从事蓝靛纸的造纸工艺。狼毒草，令人闻而生畏，却成为次仁多杰手中的有用材料，利用狼毒草制成的蓝靛纸，可以有效地防止虫蛀。如今，次仁多杰将制作蓝靛纸的工艺传承给了两位儿子，在西藏的寺庙中，不少僧人还在用这种纸张抄写着“蓝靛金汁”写本。

　　从竹简木牍、绢帛到线装书籍，都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一脉相承的重要载体。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有两项与书籍相关——造纸术和印刷术。自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北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以来，书记的刊刻印刷逐渐推广开来，相应的书籍的修复也随之而兴，都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它们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

　　正是有一批甘愿埋头、默默无闻的像古书守护人这样的传薪者，守护着文化遗产的生命，一本本古籍、一件件文物才得以生生不息。(穆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