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也是金庸在内地从进入到接受，到炙手可热的30年。尽管对于金庸作品的价值、意义，及其在文学史、文化史上的地位做出结论为时尚早。但是，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现象，金庸现象无疑值得关注。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14部武侠小说的首字，构成了这幅对联。加上另一部短篇《越女剑》，“金庸作品集”风靡了整个华人世界。北宋词人柳永的词作在当时流传很广，以致于“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而金庸的武侠小说以及根据金庸作品改变的电视剧、电影的流传，以今日传媒业之发达，说其传播程度远超柳永当不为虚。在几十年时间里，金庸作品被一再翻拍，牢牢占据电视机的荧屏，一批批明星因为主演金庸武侠剧而成名。

　　在图书方面，金庸作品畅销几十年，销售过亿册，大概也只有特殊时期下“毛选”所创造的记录能与之相比。而其作品由“盗版”而正版，由单品种到全系列的引进出版，更伴随着国人版权保护意识的萌芽和发展，与改革开放30年同步。时至今日，金庸作品也从“成年人的童话”进入了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成为学者们的研究课题。

　　“吴陈比武”引发金庸创作

　　1954年，香港太极派拳师吴公仪，澳门白鹤派拳师陈克夫，各自宣称其本派拳技之优点，相约在澳门比武，引起了香港民众的普遍关注。这场比武的结果是，吴公仪很快击败了陈克夫。但是，这一事件却成为了香港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不久，陈文统以笔名梁羽生，查良镛将自己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拆开，以笔名金庸开始在报刊连载武侠小说。梁羽生的第一部作品是《龙虎斗京华》，而金庸的第一部作品则是《书剑恩仇录》。

　　进入武侠小说写作领域之后，梁羽生和金庸都获得了很大成功。两人因此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金庸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香港一文化人曾经回忆，金庸擅长在每天连载的结尾处制造悬念和小高潮，让人迫不及待地希望看到第二天的《明报》。1972年9月，金庸宣布“挂印封刀”，不再创作新的武侠小说。此后，他花了10年时间，整理共15部(包括一个短篇《越女剑》)的“金庸武侠小说全集。”

　　上世纪70年代前期，金庸的小说在内地尚未公开发行。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从江西返回北京后不久，就托人从境外买了一套金庸小说。可以说，邓小平是金庸小说在中国内地的最早读者之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一些海外知名人士纷纷接到邀请，访问内地。1981年，作为《明报》社长的金庸先生接到了来自北京访问内地的邀请。当时，金庸修订《武侠小说全集》的工作已近尾声。他向邀请方提出：能否在访问内地期间拜访邓小平先生？他曾经对记者说，去北京，他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他一直很钦佩邓小平的风骨，钦佩他刚强不屈的性格。

　　这一信息很快就上达邓小平处。他在一份有关金庸来访的报告上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金庸本名查良镛，金庸系笔名)。这一年7月16日，金庸携夫人和儿子、女儿踏上了访问内地的旅程。18日上午，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的陪同下来到了北京人民大会堂。邓小平已经等在福建厅门口，握住金庸的手说，“欢迎查先生回来走走！你的小说我读过，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

　　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播发了邓小平会见金庸的消息。

　　金庸先生回到香港后，立即给邓小平同志专寄了一套明河出版社出版的《金庸小说全集》。据《文汇报》报道，有一次，邓楠见到金庸，告诉他说：“爸爸很喜欢看你的小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看几页。”

　　也就是在邓小平会见金庸后不久，金庸小说在大陆“开禁”，并很快成为畅销书。

　　早期仅有一家获授权

　　国家图书馆索引记录显示，内地出版的第一部金庸小说，恰好是金庸的第一部著作:《书剑恩仇录》，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出版，时间为1984年11月。

　　1984年到1985年是金庸武侠小说在内地的出版高峰，可以说大部分的书都是在这两年出版的。在出版资源并不丰富的80年代，内地数十家出版社出版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其同一作品出现了多种不同版本。

　　在形形色色的金庸武侠小说中，有根据香港明河社版影印的繁体版《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多达7个版本的《射雕英雄传》，宝文堂书店精心制作、出版的《天龙八部》、《鹿鼎记》……这些武侠小说的传播，以及由翁美玲、黄日华等主演的《射雕英雄传》，刘德华、陈玉莲主演的《神雕侠侣》等电视剧的播放，使得金庸作品风靡神州大地，由于此时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国人眼界尚未完全打开，思想意识并未完全开放。关于金庸作品在民间的传播和官方的态度并未达成一致，由此也引起了一些争议。

　　而7个版本的《射雕英雄传》，使得当时的“新闻联播”特别举此例痛陈武侠小说“泛滥”。在内地，关于金庸武侠小说的价值和意义的争论也由此展开。及至一些中央领导称之为“成年人的童话”，并被媒体广泛传播之后，金庸作品才获得了传播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此时正值80年代“文化热”，各种西方思潮此起彼伏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一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名著由北京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等机构出版后影响巨大，例如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就售出了5万册，但是，这些现象与金庸小说的盛行与传播相比，仍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此时的金庸并没有从自己作品的畅销中获益。其时，国人版权意识淡薄，加上中国没有加入国际版权保护公约，给金庸支付报酬的出版者极少。因此，金庸在《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写道，“1994年以前在内地得到正式授权的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家，其余都是盗版。”该社曾经出版了金庸武侠小说的首部作品《书剑恩仇录》，并给金庸支付了10万元版税。

　　董秀玉推出全套正版

　　北京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董秀玉，曾在香港担任香港三联书店的总经理。她在香港时与金庸私交甚笃，当董秀玉回到北京三联任职后，金庸便顺理成章地将自己15部武侠小说的内地出版权交给了北京三联书店，并在1991年签订了10年合同，由此拉开了双方合作的序幕。

　　1994年5月，北京三联书店以极其精美的形式，将36册一套的金庸作品集进行捆绑销售，一经上市，便成为爱书人热衷购买之物，迅速占据了内地巨大的销售市场，此后每年都维持着稳定的销量。 2000年4月，三联书店又根据市场需要，推出了“口袋本”金庸全集，又告成功，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印数达到56000套。

　　10年合同期满之后，金庸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是将版税由15%提高到18%；第二，三联出版其著作后销量必须达到一定数目；第三，作品集的销售量以每年百分之十的速度递增。

　　这在北京三联书店看来难以接受，董秀玉说，当时三联保证，每年至少销售4万套，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如果三联全盘接受金庸的条件，不仅没有任何利润可言，而且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因此，双方只有好合好散，10年的合作由此终结。在“三联”版有可能成为绝版的情况下，库存自然成为各路书商争夺的焦点。和三联书店有着良好业缘、三联版图书批发居于全国首位的北京明燕缘图书有限公司已抢先一步，将库存的6000套“口袋本”金庸作品集悉数包销。

　　回想起当初的情形，董秀玉说，金庸先生后来提出那么高的条件，可能还是受到了某些人的误导。北京三联最开始做金庸作品时，内地出版的人还没有现金流的概念。自己答应金庸提出的15%的版税，实际上负担已经不轻，因为一半的利润已经被作者拿走了。“但是，金庸作品对于三联的现金流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好处，所以我还是很感谢他。”

　　“毕竟是老朋友，即使是双方分手，整个过程也很愉快”，董秀玉说，当时三联的各个环节都做得很干净，和金庸结算版税时连零头也交代得清清楚楚，所以，金庸也比较满意。“后来，广州那边出版遇到了问题，他回过头来又问我，说看看北京三联能不能和广州出版社合作，我说那就算了。”

　　2001年底，金庸与广州出版社谈妥了协议。据《中华读书报》披露，金庸此次修订的背景正是因为他得到18%的高额版税，而广州出版社又担心三联版影响太深、太广，惟恐推出新版后受到市场、读者的冷落，所以索性要求金庸修改原著，否则将搁置出版计划。

　　自嘲从来不能摆脱名利、金钱诱惑的金庸只得重新拾笔，开始新一轮的修订。好在电视上的金庸武侠剧从未冷场，一茬接一茬的重拍使得金庸作品一直维持在稳定的温度。2004年的第三届“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显示，金庸取代老舍成为了北京读者心目中的最爱。

　　与此同时，“金学”的发展蔚为大观，严家炎、冯其庸、孔庆东等专家竞相称赞，并研究、探讨金庸的武侠小说，陈墨出版了八册金学研究著作。2004年，《天龙八部》的部分章节还进入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课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