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今年7月3日刊出中共中央编译局副秘书长杨金海研究员写的《〈共产党宣言〉与中华中族的百年命运》(以下简称《杨文》)，文中就《宣言》12个中译本的译者、特点、出版情况等作了全面、扼要概述。这对于读者了解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很有帮助。我从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办伊始，一直教政治理论课，几乎年年都要学习、讲解《宣言》。对这一本划时代的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可以说心有专注，情有独钟，长期搜集、收藏不同中译本，并进行比较研究。《杨文》促使我去盘点核实我所知道的各种中译本，累计竟有23种之多，足见《宣言》是多年来对我国影响最大、最深远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现在把《杨文》尚未提到的11种中译本简介如下，并对《杨文》某些不确切和过于简略之处稍加订正和补充。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有9种中译本

　　早在1998年，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出版150周年,我就曾在3月4日出版的《中华读书报》发表《魅力无穷的经典名著》，文中提到“中文先后有过十五种中译本”(拙文已收入高放文集之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18页)。当年5月我到中央编译局参加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常务理事会时，编译局一位老领导曾经问我：“老高，你说《宣言》有十五种中译本，真有这么多种吗？”我说，这是依据我搜集到的资料统计出来的。近十年来，我又查寻到八种中译本，所以总共有二十三种。本文所补充介绍的这十一种，其出版地点是：两种在东京，一种在北京，一种在莫斯科，三种在香港，四种在台北。

　　第一种中译本是1907年在东京出版的。是由当时留日学生署名“蜀魂”翻译的。东京社会主义研究社1906年12月出版的幸德秋水著、蜀魂译《社会主义神髓》一书,曾附有社会主义研究社的“社会主义丛书出版预告”，其中列出的是蜀魂译的五本书，有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德国马尔克、嫣及尔(即马克思、恩格斯)合著(见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丛书第三辑《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274-275页)。

　　第二种中译本是1908年在东京出版的。是由当时留日学生署名“民鸣”翻译的。1908年1月15日在东京出版的《天义》报月刊第15卷曾经刊出该报关于出版社会主义书籍的广告：“本报下册汇列新译各书成一最巨之册，其目如下”，其中第一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马尔克斯、因格尔斯著(即马克思、恩格斯著)，还有克鲁绝特金著《面色略夺》等。广告之末还写明：“特此预告，不日出版。”在这一期《天义》报上还首先发表了民鸣译的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见上引《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第286-293页)。查1908年3月15日出版的《天义》报第16、17、18、19卷合刊,确实登载有民鸣译的《共产党宣言》前引和第一章全文。但是3月下旬该报停刊，没有见到后续的第二、三、四章译文，也没有见到此书单行本。

　　二十多年前，我曾写信请日本朋友、京都大学狭间直树教授(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名专家)帮我查寻日本各图书馆是否收藏有以上两种中译本，承他复信告之均无所获，并且复印了上述《社会主义神髓》一书的版权页和《天义》报所载民鸣译《宣言》的前引和第一章，寄赠给我。版权页上增加的信息有社会主义丛书的代售处为日本东京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中国留日学生会馆。《宣言》第一章的标题资产者与无产者，民鸣译为绅士与平民。现在我把1907年、1908年这两种中译本的信息公诸于众,深望热心人继续寻觅。

　　第三种中译本是《杨文》评介的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在国内最早出版的这个中译本在上世纪20-30年代多次多处重印，广为传播，可以说是培养了一整代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我也是在1944年上高中二年级前,一位进步老师借给我读这个译本，才受到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后来直到1980年我才从《红旗》杂志社图书资料室借到1965年该社翻印的陈望道译本的简体字本复印一册。陈译本第一版只印1千册，现在仅保存有11册。《杨文》列出了这11个收藏处，可惜其中有4处写得不准确。现据红色收藏家范强鸣选编的《红色中华第一书》(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的图文解说和有关资料加以订正。中国革命博物馆已于2003年2月28日改名中国国家博物馆,延安革命博物馆应为延安革命纪念馆(自1950年7月建馆起从未改名)，山东广饶市博物馆自1995年12月改名山东东营市历史博物馆，浙江上虞县档案馆应为浙江上虞市档案馆(上虞自1992年10月18日撤县改市)。

　　第四种是1930年华岗译本。《杨文》只说华岗是“我党理论家”，这里略加补充。华岗(1903-1972)，生于浙江龙游贫农之家，1920年小学毕业考入衢州省立第八师范学校，1924年转入宁波四中续读高中，把幼名华延年改名华少峰。这一年春开始在报刊发表文章，多署名少峰，秋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即担任团宁波地委宣传部长，1925年夏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校方开除，团中央即任命他为团南京地委书记，9月他在南京加入共产党。从此奔波于大江南北，1928年受命作为代表到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和中国共青团五大，在会上当选团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还兼任中共江苏省委的部分工作。1929年党中央在上海成立华兴书局，他受命按照1888年恩格斯亲自校订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重新翻译并出版。他参照自己学习过的陈望道译本，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终于在1930年初，由华兴书局出版了第一次署名华岗译的《共产党宣言》中英文对照本(从这时起他发表文稿才用华岗)。我是在1973-1978年因人大停办，转到北大教书期间，从北大图书馆头一次借读到这个译本的。到1982年秋才又从北大借出此书复印一册。另外，我于1957年年底在东四人民市场旧书店还买到《马克斯主义的基础》一书，署名彭汉文编译，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社1938年5月出版，内容包括华岗译《宣言》。长期以来我对此书编译者彭汉文是否华岗别名，难以判明。《杨文》也讲到：“1930年3月，华兴书局又以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社名义出版了署名潘鸿文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一书。该书除收入华岗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上述三篇序言外，还收入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和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不难看出，该书的译者和编者对《共产党宣言》已有了很深的研究”。按照这种说法，该书编者潘鸿文和译者华岗似乎是两个人。我认为，这两本书的书名与内容完全一样，此书编者潘鸿文与上述我买到的那本书的编译者彭汉文，发音相近，可以肯定是同一个人。那么潘鸿文与彭汉文是否华岗的别名呢？前两年华岗的女儿华景杭来拜访时我同她探讨了多次。景杭1947年出生，华岗于1955年因胡风案蒙冤入狱(1972年惨死狱中,1980年彻底平反)，她不可能知道往事细节。从她送给我的向阳著《华岗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得知：华岗1924年在宁波四中参加革命活动时有一位亲密战友潘念之，本是宁波育德中学教师，比华岗大几岁，当时他担任团宁波地委书记，华岗是宣传部长，“团宁波地委给上级写了许多报告，署名都是潘枫涂(念之)和华少峰的名字或代号。”(《华岗传》第53页)我们都认为华岗以潘鸿文为别名出书很可能是为了纪念他的老战友，至于到1938年又改名为彭汉文，可能由于此书已从上海改为在汉口出版。

　　第五、六、七种中译本，就是《杨文》所写的1938年成仿吾、徐冰合译本，1943年陈瘦石译本和博古校译本。既然博古的校译本是1943年8月才出版，可是《杨文》又说这个译本发行量极大，“自1938年到1949年估计在几百万册”。这里所说的1938年显然不准确，发行量也不可能达几百万册。当时各解放区干部总数才约有几十万人。我于1948年在解放区华北大学当研究生时，也是研读这个译本。

　　第八种中译本是乔冠华校译本。为纪念1948年《宣言》出版百周年,中国出版社在香港出版了这个校译本。我早知有这个新版本，但是在内地一直查不到。直到1988年10月我到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时才复印一册带回。该书署名译者成仿吾、徐冰、乔木(乔冠华的笔名)，校后记说：“由于德文版本之不易找到，目前的译本是根据英文校的——尽管原译是根据德文译的。除掉误植和个别的字句而外，比较重要的校正可以说是很少的。”如果只看这个说明，就会认为这个新版本不能算是新译本。但是我粗略比较一番，改动竟有近百处之多。仅举一例，原译第二章在表明共产党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区别时说：共产党“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底超出民族的共同利益”，乔木校译时改为“坚持全然和民族问题无关的整个无产阶级底共同利益。”所以本书尽管乔木谦虚地仍然署名成仿吾、徐冰、乔木译，实际上应该说是一种新的校译本。

　　第九种中译本是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在莫斯科出版的《宣言》百周年纪念版。《杨文》说：“1949年初该版本运到中国”,此说恐不准确。该版本里封明确印有“一九四九。莫斯科”，即是说该书最早也是1949年春天才出版。我是1949年3月6日随华北大学队伍进入北京城，贪婪地多次逛书店，到12月间才买到这个珍本的(也可能早几个月已开始出售)。

　　新中国成立后有8种中译本

　　第十种中译本是1953年成仿吾的校译本。中国人民大学于1953年12月5日出版了《共产党宣言》新版本，封面写明“马克思诞生一百三十五周年纪念版”，里封写明成仿吾、徐冰合译，又加上〔校译版〕，印数2349册，定价0.26元。当时学校发给我们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全体教师人手一册。成仿吾副校长在“重校后记”中说：1938年他与徐冰合译的本子有很多缺点，直到1944年他从敌后回到延安才利用空闲加以校正，但是这个校正本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遗失了，这次校正又是他一人作的。这次校正他又作了很多修改。例如，《宣言》开头一句，旧译“一个巨影在欧罗巴踯躅着”，新译改为“一个魔影出现在欧罗巴”；第一章节一句，旧译“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新译改为“一切从来底社会底历史是阶级斗争底历史。”

　　第十一种中译本是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于1954年在莫斯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本第1卷中的《共产党宣言》的译文。粗读可能以为此书就是采用上述莫斯科1949年初出版的《宣言》百周年纪念版的译文。细加比较之后就会发现，全书(不包括四篇序言)修改有67处之多，应该算是一个新的校译本。例如，在《宣言》开头引言中，百周年版译为“各国共产党人”，《文选》改译为“属于各种不同民族的共产党人”，这是重要的订正。因为1848年世界上只有一个共产党,即共产主义者同盟,它约有400个党员，有德、英、法、比等多种民族成员。

　　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种中译本，就是《杨文》所说的中央编译局于1958、1964、1972、1995、2008年先后重新校译的五个译本。这是出版数量最大、影响最大的译本。

　　第十七种中译本就是《杨文》最后简略提及的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成仿吾根据德文重新校译的新译本。本来自1953年1月中央编译局建立以来，人民出版社通常出版中央编译局翻译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为什么1978年能够另外出版成仿吾翻译的《宣言》呢？内中秘情现在可以披露。原来是成老对中央编译局的译本不大满意。他从1954年起先后调任东北师大和山东大学校长，“文革”中横遭批斗。1972年8月毛主席见到山东省委上报的要保护的老干部的名单，其中就有成仿吾，毛主席特批“此人来北京”。9月他来京，可是到翌年2月仍未安排工作，只好又回济南。1974年7月他写信给毛主席，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翻译问题，又说自己有德、英、法、俄、日五种语言文字能力，愿意从事这方面的翻译工作。8月间毛主席批示同意他专门从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本校正工作，“在中央党校安排一个位置，给几个助手”，并且要他来京参加国庆大典。12月间他出任中央党校顾问，调李逵六、白晓明等熟谙德文等外文的年轻同志协助他重新校译《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原著。1975年8月《宣言》校译本初稿铅印出来后，成老曾派人到北大国际政治系找到我(1970年人民大学停办后我于1973年调到北大教书)。他还记得我这个当年的“年轻小伙子”，要我参加初稿的讨论。他甚至还约请乔冠华同志参加讨论。这个校译本经过三年努力、三易其稿，到1978年11月才问世，初版印数5万册，1979年3月18日我收到他赠书一册。这个新译本对中央编译局的译本作了很多、很大修改。成老在讨论中多次对我们讲：《宣言》开头一句原来译为“幽灵”，这是博古1943年根据俄文本改的,改坏了,幽灵是死人的灵魂,马克思用的德文Gespenst不是这个意思。1938年他把此词译为“巨影”，1953年改为“魔影”，1978年又改为“魔怪”。可见《宣言》中的重要词语，他在几十年之中一直都在不断推敲应该如何准确、鲜明、生动地译为中文。当然，1978年他这个新译本也并非别人都能同意，都认为译得最好的。近30年前我曾拟好了要点，准备就这个新译本写一篇书评，提出一些不同看法。我亲自到中央党校成老寓所找他面谈。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刚一年，成老是校长兼党委书记，全面主持学校工作，极为忙碌。但是他依然热情地同我交谈《宣言》中的好多译文问题。没有料到，他认为“译文只有是否准确问题，不能百家争鸣”。由此我想拙文只有留待成老百年之后再写了。1984年5月17日老校长仙逝,享年87岁。如今,我也已年过八旬，每次到西郊人大，见到矗立在校园的成老的塑像，对这位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家、老教育家都充满敬意，至今还不便下笔。

　　香港、台湾的6种译本

　　第十八种中译本是1998年4月香港新苗出版社为纪念《宣言》发表150周年而出版的。这家出版社是香港的托洛茨基派共产主义者办的，这本《共产党宣言》是作为“新苗丛书”第13种，用优质纸张，且印刷精美，封面采用一张罕见的马克思正在凝神点燃含在嘴中的雪

　　茄烟的半身照片。内容增加了比利时托派理论家曼德尔的《共产主义的前途》(写于1990年初，许由译)和托洛茨基的《共产党宣言九十周年》(写于1937年，刘宇凡、向青译)两篇文章作为导读，列在前面。《宣言》本身的译文没有署名，经我对照，基本上是采用中央编译局1995年版的译文，但是修改有82处之多，应该也算是一个新的校译本。例如，第一章中“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改译为“现代的国家的行政部门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第十九种中译本是台湾《当代》杂志于1998年4月1日发行的第128期(复刊第四期)作为“《共产党宣言》150年专辑”而全文特载的译文。这份杂志是我于2000年5月在美国访问考察时从友人处借来复印的。这一期的专辑还发表了《迈向〈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与现代性》、《幽灵与精神》、《韦伯论〈共产党宣言〉》、《正义的条件》、《永远的死对头》六篇纪念文稿。全文特载的《宣言》，经我核对，基本上是采用中央编译局1958年的第一次译文，但是又修改了几十处，也应该算是一个新的校译本。这本译文总的看来是把口头语较多地修改为书面语。例如把“同它”改为“与之”，把“把它”改为“将之”，把“前后”改为“前夕”。

　　台湾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自愿学习马克思主义者慢慢增多。我于1995-1996年到台湾考察、讲学两个月，看到好几所大学已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已涌现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1998年《宣言》发表150周年时《当代》杂志才出特辑，可能还另有其他刊物登载纪念文章。不久前北京红展网主任、主编范强鸣同志，还帮我从网络上查到新世纪以来台湾新出版的三种《宣言》新译本，我都已买到。

　　第二十种中译本是唐诺译，台湾脸谱文化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的。译者是台湾著名推理小说作家。这是一个中英文对照本，译本有很多新译法。例如，第一章资产者与无产者，改译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第二章末尾那句话改译为：“我们将拥有一个每个人为自身自由发展、而且以之为所有人自由发展条件的联合体。”书中还附有译者写的题为“先知的文件”的说明，长达88页。

　　第二十一种中译本是台湾启思出版社2003年2月出版的,小32开本,封面与封底基本上一样,都是桔黄色，上端都印有白色《共产党宣言》五个特大号汉字(其中“产党”二字是繁体字)，封面书名之下引用恩格斯在《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概述《宣言》基本思想的一句经典名言：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基础；因此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封面当中印有马克思恩格斯著。最底下一行是启思出版集团国际华文版。封底当中印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本书没有署名译者。对照译文，是对中央编译局1995年的译文作了上百处修改。如把引言中的“教皇”改为“教宗”，“当权”改为“当政”。把第一章中“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改为“各民族精神活动的创造物”。

    第二十二种中译本是管中琪、黄俊龙译，台湾左岸文化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的。此书是作为“人类的经典文献”第34种。译者之一管中琪是台湾东吴大学著名教授。译文有不少新奇之处。如第一章标题是“布尔乔亚成员与普劳分子”，第四章标题是“共产党人回应诸多反对派的态度”。最后一句译为“全世界普劳分子，联合起来！”书中还附有台湾大学国发所教授洪镰德写的推荐文和英国学者霍布斯邦(大陆译为“霍尔斯鲍姆”)写的《共产党宣言》导论。

　　在2001年至2004年短短三年之中竟有三种译本面市，可见台湾社会学习马克思主义者在增长。

　　第二十三种中译本是香港三联书店2005年9月出版的。该书是作为“改变世界的宣言”丛书之一。这套丛书共有四本，其余三本是美国的《独立宣言》、美国梭罗著《公民抗命》和美国卡逊著《寂静的春天》。丛书主编是美国尼尔·腾布尔，他囿于民族眼光，只把美国人写的三本书视为“改变世界的宣言”。即便如此，他不得不承认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个德国人写的《共产党宣言》也是改变世界的一本宣言。这一套丛书每一本除编入原著外，还另加有序言、背景和作者、直接影响、深远影响、参考读物和网站、索引等，便于读者深入理解原著。《共产党宣言》这一本的有关资料是左涛译的，经我查对《共产党宣言》原著基本上是采用中央编译局1995年的译文，细加对照发现修改有84处之多。例如，“等级君主制”改为“半封建君主制”，“国家工厂”改为“国营工厂”，“大量的教育因素”改为“启蒙和进步的新因素”等等。应该说这也算是一种新的校译本。

　　北京红展网(www.181855.com)主编范强鸣同志，多年致力于收藏马克思主义和党建文献文物，他办的马克思展厅展出《共产党宣言》中外文珍本120多种,还有1949年后出版的120多种,以上我所列的中译本基本上都有。

　　总之，更多新译本的涌现不仅更广泛地传播了这本改变人类历史命运的不朽名著，而且有助于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更准确、更深入地理解这本经典文献。

　　演讲人：高放

　　高放 福建福州人，1949年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研究生毕业。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际共运》杂志主编,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第二届会长。从事国际共运史研究。著有《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合著《普列汉诺夫评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通史教程》、《评〈第三次浪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