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表演艺术家赵丹与周恩来总理的友谊真挚而深厚，一直在文艺界传为佳话。无论在解放前因受军阀迫害身陷魔窟时，还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因《武训传》受批判,以及在“文革”中遭到迫害时,周总理总是在赵丹最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出手相助，帮助他渡过难关。

　　误闯新疆受害入狱

　　周恩来多方营救

　　“七七事变”后，赵丹参加了抗战名剧《保卫芦沟桥》的公演，并加入“抗日救亡演剧三队”，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抗战初期的武汉，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给10个“抗敌救亡演剧队”全体队员作动员报告。就是在这次报告会上，赵丹与周恩来相识，并且一见如故。赵丹被周恩来政治家的翩翩风度所折服，周恩来也被赵丹的革命热情、艺术才华所吸引。此后，周恩来经常在一些场合由衷地对别人说：“我和阿丹是老朋友了！”赵丹也经常会发自肺腑地对人们说：“他一生最敬佩的不是别人，是周恩来！”

　　1939年，王为—要出版他的剧作，与生活书店的史枚有所接触。史枚告诉他新疆正需要人去“拓荒”，并介绍了一本杜重远所著的《盛世才与新新疆》以及一些《新新疆画报》。这些书刊对社会主义式新疆的描写曾诱惑了大批的内地人，之前已有茅盾等人去了。这些美好的前景同样诱惑着赵丹、王为一等这批政治上还天真幼稚的青年。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真相是，盛世才表面上大力宣扬 “和平、建设、民主、民族平等、亲苏、团结”的六大政策，是在以进步的表象迷惑一些人。盛世才真正实行的是特务统治。

　　赵丹和好友徐滔(桂林由洪深领导的一个剧团的负责人之一)、王为一、朱今明四对年轻的夫妇，带上一位搞作曲的叫易烈的年轻人和出世四个月的苗苗，一行10人准备奔赴新疆。

　　在去新疆之前，赵丹曾向党在重庆的文化界领导人阳翰笙、郭沫若汇报了这一打算。阳翰笙听后说：“有这样好的一个地方，我也想去了。”但他较为慎重， 又说：“我要先问一问，听我个回音，你们再走。”他当时所说的“问一问”，是指要向周恩来问一问。周恩来刚到重庆，尚未直接出面与文化人联系，也不知道赵丹他们有去新疆的打算。可是，事有凑巧，去阳翰笙处不过两天，重庆发生了大轰炸。赵丹等人居于重庆南岸，阳翰笙住在市县，一时无法再联系上。重庆这一形势更促使赵丹他们急于启程。找不到阳翰笙，他们就去向郭沫若辞行。郭沫若听说他们要去新疆，也十分高兴，认为这几个年轻人很有志气，很是鼓励了一番。告别了郭沫若，来不及再找到阳翰笙听他的回信，赵丹等人便离开了重庆。除原定的10人外，还有杜重远和史枚两家人。

　　周恩来在重庆了解到盛世才是“假革命、真投机”的本来面目，其政权已经逐步暴露出反动的本质，这时又听了阳翰笙关于赵丹等人已经出发前去新疆的汇报之后，顿时心急如焚起来。出于对铤而走险闯新疆的赵丹等人身安危的考虑，周恩来立即派出阳翰笙、冯乃超等去追赶赵丹一行人，想把他们从走向魔鬼的峡道上唤回。但是，冯乃超等一直驱车追到嘉峪关，只差一天，这时赵丹他们已经过了“新新峡”。一过此峡，已经无法再唤回赵丹他们这支文艺队伍。

　　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赵丹等人进入新疆时日不长就遭受了反动军阀盛世才的迫害。赵丹抵达新疆迪化的第一日，茅盾、张仲实两人来招待他们，劈头一句话就是：“没想到你们会来得这么快！你们抱的希望太高了，恐怕要落空，不要说是建立电影厂了，连平时拍张照片都有人盯梢的。” 一切与赵丹所设想的截然相反，盛世才对建立电影厂没有丝毫兴趣。1939年，赵丹没能去苏联学习，而是被滞留在“新新疆文化运动委员会”，演出了《战斗》等话剧。1940年8月，盛世才投靠国民党，并以“阴谋活动罪”将赵丹一行打入大牢。在狱中，他们受尽折磨，吃尽苦头，一关就是5年。

　　后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盛世才放弃苏联，转身投靠英美。他封闭了苏联领事馆，把在新疆的苏联人统统赶回去，公开登报宣布自己的错误，说自己从前跟苏联、跟唯物主义是错的，从此“信仰”三民主义了云云。国民党决定把盛世才调往重庆，派张治中去领导新疆。盛世才在临走之前，本想劫洗监狱。他派人用火油浇遍了牢房，准备放火烧监。为此，周恩来和阳翰笙多方设法营救共产党人。张治中在到新疆之前曾受共产党和周恩来的委托，要保护新疆狱中的共产党人。此事被人发觉之后，汇报给张治中。张治中立即制止了盛世才这一行动，牢中的3000多人幸免葬身火海。释放时，张治中遵守诺言，让中共的人回延安，从重庆来的回重庆。

　　赵丹走出监狱时已是1945年冬天。他和其他共产党人九死一生，终于从新疆回到重庆。到重庆的第二天，周恩来亲切接见了赵丹。周恩来、邓颖超和郭沫若还专门为从虎口脱险的这几位幸存者举行了丰盛的宴会，给他们压惊，以示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