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奉命采写华国锋

　　董保存

　　特殊年代的特殊任务

　　1976年，是中国大事最多的一年：周恩来、朱德相继去世，四五“天安门事件”、唐山大地震，直至毛泽东离我们而去……接下来的是举国欢庆粉碎“四人帮”。

　　也就是在欢庆后的一天中午，我接到一项特殊的任务——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要组织编写一本反映华国锋在山西革命实践的书，任务通过北京军区交给了我们军。军政治部文化处决定抽调军政治部的王国军、一八七师的徐太国和我来完成这一任务。

　　这在当时的我们看来，真是一件极其艰巨和光荣的事。能写领袖，这是多么大的信任啊！记得当时文化处的领导拿出一封介绍信，上面赫然印着：“最高指示——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让全国人民认识华国锋同志。”而且说，这是毛泽东的生前指示。后来，我也努力考证过，当时的报刊、文件上都是这么用的，但没能找到最初的出处。

　　对于毛泽东的指示，我们这些青年军人(我当时还是个不到20岁的战士)“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因此，受领任务的那个晚上，我基本上彻夜未眠。

　　后来曾经有人对我说：“你胆子可真大，华国锋你也敢写！真是‘无知者无畏’。”也有人说：“这么好的题材，怎么让你抓住了呢？”

　　当时，给我们的任务是采写华国锋在山西的革命活动。于是，我们坐了部队派的一辆吉普车，开始在吕梁地区的交城县，太原市的古交区、阳曲县等地采访。

　　那时整个社会都沉浸在一种兴奋当中，特别是华国锋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接受采访的人都为华国锋能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欢欣鼓舞。正像一首歌唱的：“毛主席把重任交给了你，人民最放心！”

　　受访者可能都有自己的局限，我们这些采访者自然也有着自己的盲目。尽管如此，还是有些东西令我感到新鲜，现在依然能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