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与伪大师的可疑标尺：著作等身

　　韩浩月

　　自学者李辉在《北京晚报》发表质疑文章之后，“国学大师”文怀沙成了眼下最受关注的文化人物。李辉的文章认为：文怀沙在年龄、经历和学识三个方面，均存在造假行为。年龄和经历，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计算方法和认识角度，但在决定一个人是否具备大师资质方面，学识却是重要的衡量内容。道德和行为上的瑕疵对一位“大师”重要不重要也许会有人商榷，但学识方面的较真，却容不得半点马虎。

　　在文怀沙“是国学大师、楚辞泰斗吗？”这一部分中，李辉引用知情者舒芜、柳白、李一氓、汤炳正等人的文章或通信，对一直被标注为“文怀沙主要著作”的《屈原集》以及《九歌今释》等作品，进行了质疑，质疑内容可以简单总结成两点，一点是这些“著作”是当时出版社领导安排的校注任务。当时包括文怀沙在内的参与编辑人员，“从时间顺序来说，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说是新中国整理某书的第一人，但这个‘第一’完全不包含价值意义，不是开辟者、创始者、奠基者的意思”，而且，“注释完全是简单通俗式的，那时讲究普及，谈不上什么学术性”；第二点是，文怀沙的译文质量有问题，“译文非常不连贯”，“有些地方译者更是没有深刻的了解原文”，“文法也欠通”。

　　李辉的观点说得很明白，文怀沙的“著作”缺乏原创性，放在一般学者教授那里用于职称晋级、评评奖倒也罢了，作为“国学大师、楚辞泰斗”，这点“家底”实在说不过去。文怀沙的“家底”究竟如何，他在凤凰网的回应是，“已经出版的，有‘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经，这是我最短的文章，也有编的最长的，就是《四部文明》200卷，约近一亿四千万言”。从“三十三字”到“一亿四千万言”，文怀沙的确可以用“有书为证”作为反击李辉的武器了，只是，这样的回击有力吗？

　　中国传统对著书立说极为重视，立言(著书立说)同立德、立功并称为三不朽，从这个角度看，文怀沙的“正清和”三字外加三十字的注释，在分量上不轻于“一亿四千万言”。“正清和”字数虽少，但毕竟是集合了一生思想精粹的“立言”，而《四部文明》收录的古籍原著多达一千五百六十种，文怀沙作为主编为它的出版所付出的心血不必怀疑，但作为一项集体完成的大型文化项目，主编也不过是其中的一分子，可以视为荣誉却不能据为私有。撰述和编著虽然看上去貌似相同，但前者“注重发挥新的研究成果，以推进学术之进步”和后者“着重于组织、整理已有的成果”仍有着明显的区别。

　　况且今日之“编著”，早已不能等同于古人精心修撰、专注精神所做的一件事了，它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可疑的词。将别人翻译过的作品拿过来更改一下句式和用词，便成了自己的编著作品，东拼西凑一批不着四六的文章结集成书，那也是编著作品。书评人王晓渔曾曝光“编著界”的两个“金童玉女”龙婧和李斯，这两位著作出版数量之多、涉猎面之广令人瞠目结舌。至于那些拿名头卖钱，在大小部头的出版物上挂以“主编”、“顾问”、“编委”等名义的“编著”者，更成为中国出版界的一大怪现状。对于这些主编是否将自己主编的作品从头到尾看过一遍，我持十分怀疑的态度。

　　大师需要著作等身吗？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孔子的《论语》不过一万多字，可至今仍在影响中国人，乃至1988年75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呼吁全世界“21世纪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汲取两千年前孔子的智慧”。但在当下大师满地走的时代，著作等身的确可以当做一个门槛，把伪大师挡在门外。以最不愿意当大师的季羡林先生为例，他还出版过获得国家图书奖的24卷本的《季羡林文集》呢。没有真正经得起推敲和考量的传世著作，大师只是一顶轻飘的帽子，风一吹就飘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