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难关头的保国举动

　　馆藏档案解读五四运动中抵制日货真相

　　-卷首语

　　北京市档案馆藏有190万卷(册)珍贵档案资料，记录着北京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和演变，每一次重大变革历史瞬间中的人和事、寻常百姓日常生活和社会状态，都可以在这些浩如烟海的历史记载中探寻到踪迹。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北京市档案馆与《北京青年报》合作策划了这一专题，组织馆内中青年史料工作者，在前人已进行的档案史料挖掘、整理、公布的基础上，仔细研读，深入探究，用档案记述解读五四，再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

　　1915年，一件类似于今天街头发小广告的轻微违法案件，为何惊动了当时京师警察厅总监亲自批示查办？90年前，张国焘曾被捕入狱，官面原因竟是“售卖国货”。为何售卖国货还有罪？抵制日货为何成为近代国人表达爱国热情最常用的方式?

　　1915年6月11日上午，京师警察厅内左一区警察署巡警罗英海正在崇文门壅洞环城铁道附近巡查，忽见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在散布传单，便上前盘查，发现传单内容是抵制日货，于是将其人带回警察署讯问。

　　原来此散布传单人名叫姚怀玉，系一无业游民，平日干些在各娼嫽贩卖纸烟的营生。据姚怀玉供称，他是从一不知姓名人手中接过传单，之所以散布，纯粹是想借此多卖些香烟，别无他意。

　　但此案承审警员平国恩却是非常的警觉，把此案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他在给警察厅总监的呈文中提出处理意见：“姚怀玉无故布散谣言，拟议违警律科罚，至传单语多荒谬，有妨国交，应尽数销毁，并通饬各区从严查禁。仍饬区传知印刷商户，凡关中日交涉事件，如有以私人资格排印，一概不准，否则重罚，以防扰乱，而绝根株。”警察厅总监吴炳湘更是戒备有加，批示内左一区署“姚怀玉是否如其所供为谋利起见，抑非善类另有别情，拟切实查明，再行核办。”

　　调查的结果是姚怀玉的确没有什么别的企图，散发传单只是偶然为之，最终被处以十五天拘留了事。

　　这样一件类似于今天街头发小广告的轻微违法案件，为何会让警察如此重视呢？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大有关联。1915年的中国正处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前夜，年初，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为了换取日本的支持，5月9日，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亲往日使馆递交复文，对日本最后通牒予以承认，接受“二十一条”。这一卖国行为激起了中国各界的普遍反抗，全国教育联合会规定每年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与此同时，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反日、抵制日货的高潮。

　　姚怀玉的事件表明北京也有抵制日货的暗流在涌动，只是京师重地，警政严苛，抵制日货还好似闪烁的星火。但令警察们想不到的是，四年之后的1919年，这点点星火却在一夜之间燃成燎原之势，警察们不仅未能绝其根株，就连违警律也只能抛诸脑后了。

　　-五四运动爆发后，抵制日货成为参与人员最广泛的斗争方式之一，就连上海青楼女子也举起了抵制日货的大旗

　　抵制洋货是近代中国人表达爱国热情的常用方式之一，其中又以抵制日货最为频繁，自1908年因日本商船武装走私军火而引发第一次抵制日货运动以后，抵制日货便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反抗日本侵略的常态，甚至是人们不假思索的选择。

　　五四运动爆发后，抵制日货立即成为爱国学生的自然行动。5月5日下午，在北京大学法科召开的各校学生全体联合大会上，朝阳学院率先提议抵制日货。5月7日晚，北京高师学生会评议部召开会议，建议成立北京各界抵制日货联合委员会，宣传抵制日货，即：不买日本货、不用日本货、不卖日本货。5月9日，清华大学学生在校内体育馆举行“国耻纪念会”，会后，在大操场上焚烧了校内的日货，这也是五四运动中见诸史料最早的焚烧日货行为。5月13日，北京大学学生将该校学生消费社储存的日货，集中于文科大操场进行焚毁，并印刷数千言之宣言书，在焚烧日货时当众宣讲。随后，高等农业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医学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及私立中国大学等校学生皆将校内所存日货尽数焚毁。

　　焚烧所存日货只能宣泄一时的愤怒，若要抵制取得效果，则必须有人民大众的广泛参与，特别是商家的支持。从运动一开始，学生们便派出代表与商界接洽，而商界受学潮之鼓动亦有积极之表示。5月6日，北京商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办法。在5月4日被捕的学生获释后，北京商会又召开全体大会，提出以下主张：(一)请各行速开会议，宣示各商号，一律停运日货，私运者议罚。(二)不用日本银行钞票。(三)不阅日报，不登日报广告。同时公决两种抵制日货办法：一是调查，凡日货之名称牌号样式，调查清楚后便不再贩卖；二是陈列，即将日货聚集一处陈列，使人一望而知，不再购买。

　　商会的决议得到商民的大力支持，据当时记载：“各店运日货者，一律停止。而东洋店铺，早已无人过问。且效学界所为，关于东洋草帽等物，或扯碎，或焚毁者，已不一而足。连日东洋货价忽跌落，而吾商人不为利诱，抵制如故。”同学界一样，商界传单也如雪片纷飞，号召人们不买日货，不用日本钞票，呼吁“大家抵制日本，中国或可望不亡也。”

　　随着运动的发展，抵制日货的风潮迅速蔓延至全国的许多城市和乡村，在一些地方，抵制日货甚至成为最主要的斗争方式，其激烈程度远甚于北京。这或许是因为日货已充斥中国城乡，日货也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象征，在人们缺乏其他有效抗争手段的情况下，抵制日货便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

　　上海花界的表现或更可说明抵制日货波及的范围之广。据记载，林黛玉、笑意、艳情等数十名歌妓在国耻纪念日停止歌宴一天，并在各家门首粘贴“五月九日国耻”字样，且相互劝告，以后要购用国货，以免权利外溢。又有一位名妙莲的妓女，除以五十元捐助国民大会外，还撰写敬告花界同胞书，分发各妓院，劝告全国花界同胞，各本良心，尽国民应尽之天职，其中一段文字颇能说明一些抵货的要义：“我们中国到了将亡未亡的时候了，现在所以未亡，全仗一点国民的志气。自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首先由爱国的学生，发起惩警卖国奴，抵制日本货。没有几日，全国各界万众一心了，下至小工车夫，亦不肯与日人作工。可见人心不死，正是我国一线生机。”

　　这可能正是近代中国抵制日货运动频发的原因所在，它首先关注的不是抵制的实际效果，而是在国难危急的关头表现出一种国民的志气，是保留住国家和民族的一线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