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做好一个传声筒

　　“新锐知识分子”独家袒露祖国认知，本周来汉演讲

　　“祖国，于我难以表述。”奈保尔如是说。许知远继《中国纪事》之后，近日推出新作《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从甲午战争到镀金时代》，用热情、冷静把握渐渐觉醒的祖国。

　　《醒来》一书描述的年代跨越了110年，从1894年夏天开始的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到眼前仍热情高涨的镀金时代，还有对未来模模糊糊的憧憬。没有给出什么值得倾听的结论，却代表着一个年轻知识分子对于自己国家的重新认识。本周将在武汉做两场讲座的许知远，日前接受了本报专访，谈论话题集中在“五四”和个人定位。

　　本报记者　徐长云　采写

　　许知远

　　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现为《生活》杂志出版人，《亚洲周刊》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他也是单向街书店的创办人之一。他出版的作品包括《那些忧伤的年轻人》《转折年代》《新闻业的怀乡病》《中国纪事》等。

　　“镀金时代”主要是指1992年以后的中国。金钱成为唯一的价值准则，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方法。最可怕的危机，是降低人的尊严，抽干人的丰富性。

　　法国大革命220年

　　最可恨的是　降低人的尊严

　　城市公社：法国大革命与中国近现代史关系密切：梁启超极力推崇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孙中山提倡的三民主义，也源于其中。这两次革命的影响中，你深有感触的是哪些？

　　许知远：在大革命之前，法国有着一个漫长的专制传统，不管是在社会组织、政治能力上，它都缺乏训练和准备。所以，一种新思想，不管它多么美好和富有理想，在这种现实环境中，都可能迅速变形，甚至导致一种危险的结果。所以，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理想，在美国得到实现，而在法国却导致了极端的恐怖主义。

　　对于中国也一样，倘若不了解这个国家的内在逻辑，它长期的习惯，仅仅借用某种观念，它总是不尽人意，甚至是导致灾难的。

　　当然，我赞同存在着普世的价值观。在基本的权利和欲望上，人们有类似之处。所以一些理想，仍激励着全世界。

　　城市公社：《醒来》里提出“镀金时代”这个概念。“镀金时代”里，最可怕的危机在哪里？年轻人该如何自处？

　　许知远：“镀金时代”主要是指1992年以后的中国。金钱成为唯一的价值准则，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方法。最可怕的危机，是降低人的尊严，抽干人的丰富性。我不知道年轻人该怎么自处，他们或许需要更强大的内心，来抵抗种种噪音和诱惑。而与我一般的70年代生知识分子，似乎在发出声音以前，就已经消失了。

　　“五四”90年

　　决定一个时代的不是大多数，而是一小群精英分子。“五四”中就有一小群精英愿意站出来，承担对应的责任与使命。今天，这一小群精英消失了。

　　论时尚，胡适在当年就如周杰伦在今天

　　城市公社：你何时开始反思“五四”的？“五四”造成文化断裂，这种断裂是否有弥补的可能？如果断裂越来越严重，整个中国终究将无法真正“立心”？

　　许知远：我对“五四”真正产生兴趣仅仅在半年前。我着迷于观念史，非常希望把“五四”作为一个案例来研究。

　　我两个月前去安徽的安庆，陈独秀的家乡。我希望能够重新寻找到思维线索，探索他们当时的内心世界。安庆在当时是开风气之先的地方，又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接触了安庆本地人，了解到他们的性格，接触了安庆的码头文化，就能够知道当时为何能出陈独秀这样传统学养深厚同时很激进的青年。

　　中国的文化断裂，更多来自于政治原因。我们可能把罪责推到不该负责的人身上。“心”也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寻求自己内在的价值观，是每一代人都要进行的工作。

　　城市公社：这种断裂曾在你身上表现明显，你曾是只接受西学的知识青年，觉得这会是造成自己焦虑的一个原因么？今天是否有恐慌感？

　　许知远：在我成长的岁月里，精神资源太匮乏太单调了，尤其是来自中国文化传统的资源，更加少。恐慌谈不上，遗憾多一些吧。

　　城市公社：北大是“五四”运动发源地。但今天一部分北大人只是托福、GRE分子，被中产阶级的生活魅力所驯服，一部分人流于世俗化、功利化、多边缘的姿态和无力感，他们不具有“五四”一代人的梦幻气质，帮助国家走向更好，也未成为他们行动的指南。这似乎是“五四”精神传承艰难的一个典型例子。“五四”在北大，真的只是一个模糊神话了？

　　许知远：　在当时的北大，大部分人也都是平庸的。所以蔡元培要用新的方法来改造北大。我们不能把老北大过分神圣化。但是决定一个时代的不是大多数，而是一小群精英分子。“五四”之所以令人怀念，很大的原因，是那一小群精英愿意站出来，承担对应的责任与使命。今天，这一小群精英消失了。

　　城市公社：对“五四”的怀想，只有通过对具体的一个个人，一桩桩事的回忆才能真正感受那个时代的风采。对于谁，哪个细节，你觉得是最能代表“五四”风貌的？

　　许知远：很多细节都可以代表“五四”的风貌。陈独秀以学者身份亲自去散发传单，是行动精神的表征，蔡元培的既宽容又富有原则的个人性格，是其包容性的象征。最能代表“五四”风貌的当然还是胡适，他在美国接受教育，提倡新语文，人也儒雅、年轻，这一切都是流行符号，非常时尚，就像今天的周杰伦。这也是“五四”精神的风貌——它是一场年轻人的运动。

　　观察者的《醒来》

　　在2004年之前，中国对我只是个模糊的整体概念，现在它越来越具体了。之后，我还是想尝试更切片式的理解。

　　我在努力做一个好的人类文明的传声筒

　　城市公社：你说，长期为个人身份的认定而困惑，“我个人的身份焦虑感与我的国家面临的境况纠缠在一起，它令我沮丧愤懑，更是力量的来源。”这种身份的认定是指什么？这种感觉因何而来？

　　许知远：从2001年到2005年，我经常被眼前耳边充斥的各种关于中国的报道，弄得不知所措，主要来自于自己对国家的了解的匮乏。你不知道中国到底是怎样一个国家，和自己是什么关系。这会带来慌乱。

　　我想，所有对未来有期待的人都会经常有莫名的焦虑感与挫败感，因为你试图实现的和现实的能力间，总是存在着差距。因为我是读着西方作品长大的，经常觉得自己像是西方知识和价值的传声筒。至于我独特的声音是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

　　城市公社：在我看来，你是一个“观察者”。致力于对过去现在中国西方历史与经济生活的观察，是否认可这种定位？你观察的思想支柱主要是什么？观察的意义又在哪里？令自己看到身躯里的变化了？

　　许知远：这与个人性格相关。我不是个积极的行动者，所以就选择旁观者的角色。谁说旁观者不是参与者呢？理解这个世界，也是改变世界的一种方法。我也不知道思想的支柱是什么，或许是对个人的独立与自由的追求吧。观察与思考是人生很重要的一部分吧，毕竟人不是猪，也不是树，应该有自己的精神。

　　城市公社：你用《醒来》来寻找吾国复兴的答案，对国家进步做整体叙述，用坚定的富有独立精神的话语体系来构筑国家文本，常有难以表述之感？你自己如何看待这种表达和阐述？未来的着眼点可能在哪里？

　　许知远：写作的时候，全凭一个年轻人的热情冲动，没想过太多的别的东西。它是一种整体性的表达，优势与弱点都在于其次。它和《中国不高兴》完全不同，单看网络上的反应，它(《中国不高兴》)像是一场新的民族主义热潮的前奏。在这本书的几位作者背后的主导因素，是牟利的动机而非民族情绪。《醒来》没有任何要挑战言论底线的欲望。只不过是一个青年对自己国家的重新认识——一知半解却狂热的臆语。在2004年之前，中国对我只是个模糊的整体概念，现在它越来越具体了。之后，我还是想尝试更切片式的理解。

　　城市公社：曾被指是西方思想的传声筒，而从《中国纪事》《醒来》来看，你经历了艰苦学习的过程，觉得渐渐寻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和观点吗？

　　许知远：人类文明的传声筒呢？认定自己的原创性，是多么狂妄的表现。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作家，他们面临着和我们相似的问题，也做出了很多精彩的回应。我们经常夸大自身经验的独特性，却忘记了人类一直以来的繁衍，但是，一定要努力做一个好的传声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