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刚刚过去的6月13日，是我国第四个“文化遗产日”，今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的主题是：弘扬民族文化，延续中华文脉。民间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着人类对世界的理解和心灵的追求，蕴含着人类的智慧与创造力。

　　据北京市文化局非遗处的统计，目前，北京市的非遗项目区级有586项，市级153项，国家级74项，另外还有更多的民间技艺等待进一步被挖掘和认可。但由于时代变迁，很多民间绝活儿或是失去实用价值，或是未能及时重新定位，它们的传承也不同程度地出现难题——

　　民间技艺有喜有忧

　　“聚元号”杨福喜：造弓箭不是生财之道

　　杨福喜租住的新工作室位于通州区台湖镇北姚园村，整个院落大约200平方米。走进厢房，墙边堆满了制作工具和弓箭的半成品，墙上挂着各式弩弓，桌子上摆满了箭。

　　2006年6月，“聚元号弓箭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这一天离杨福喜父亲的去世只差了5天。跻身非遗行列后，“聚元号”名气大增，订单也不断，也让杨福喜经济尴尬的境况得到了缓解。“一张弓，搭配五支箭，就是一套，以前最多能卖两千多元，现在身价涨了，每套6800元左右。”不过，杨福喜又遇到了新问题，“原材料是越来越难找了。”

　　制作一张弓需要20多种天然材料，200多道工序。杨福喜说：“现如今很多原料都难找到。比如牛角，长度要60厘米以上，以前在湖北省可以买到，现在要到越南、泰国等国进口，成本自然比以前高了许多。还有雕翎，按照传统要用雕或天鹅的羽毛，但现在这些都是国家保护动物，只好用鹅毛来代替。”竹子、木头等原材料价格的成倍增长也让老杨很无奈，“利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仅靠这个是发不了财的。”

　　“空竹张”张国良：手工产品远销海外

　　5月18日，位于宣武区广内街道的北京空竹博物馆开馆并免费开放。这是全国首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项博物馆，400余件珍贵空竹及相关制品大部分就出于北京“空竹张”张国良之手。

　　张国良出生在宣武天桥地区，受家庭氛围的熏陶，10多岁就跟着父亲打杂儿，耳濡目染中也迷上了空竹。1990年，时任一家建筑企业测量员的张国良辞职回家专心做起了空竹。之后，庙会、龙潭湖、陶然亭公园门口，经常可见张国良的身影。那一年，他34岁。“刚开始日子真不好过。”张国良回忆说，“有时一天都不开张，运气好也就卖五、六个。说得夸张点，有时吃饭都成了难题，但我没有放弃。”

　　“任何一种民间手艺，都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创新，才能求得生存。”张国良总结自己的经验。2006年，“空竹张”技艺成为首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一个东西，但概念发生了变化，这已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了，而是国宝级的文化了。”张国良很自豪，但同时也感到了责任重大，“既是国宝了，就必须干好啊。”

　　如今，摆地摊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就是上门下订单，我们按照订单要求制作。”张国良介绍着自己的经营模式，“中小学校、旅游公司、外国企业等都下过订单，产品已经走向了韩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据张国良介绍，空竹制作要经过17道工序，每一批空竹从下料到完成大约需要7天。目前，北京手工制作空竹的，仅张国良一人，他的制作车间虽然有200多平方米，但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技艺传承：多项绝技苦寻“接班人”

　　“聚元号”并非杨氏家族祖传，传到杨家时已是第四家，杨福喜的父亲杨文通是第九代传人。1958年，“聚元号”遭遇困境停止制作弓箭，这一停就是40年。1998年，杨福喜的父亲已经69岁，杨福喜意识到，一旦老人故去，“聚元号”的手艺就永远失去了，实在可惜。经过再三思考，40岁的杨福喜毅然从北京化工二厂辞职，正式拜父学艺，成了“聚元号”的第十代传人。

　　时过境迁，杨福喜当年的担心如今再次浮出水面。申遗的成功和父亲的离去，让杨福喜骤然觉得自己的责任很重，“我必须把‘聚元号’传承下去。”

　　此话说来容易，做起来却是困难重重。杨福喜22岁的儿子已经正式成为了“聚元号”第十一代传人，但杨福喜心里仍然不踏实，“我总担心他吃不了制弓的苦，遇到困难时就扔给我做，现在只学到了我一半的手艺。”

　　制作弓箭是个技术活儿。“即使手艺再好，成功率也只有7成。如果订单是10套弓箭，我就得做15张弓，从中挑选最好的10张交货。”按四个月时间制造15张弓来计算，一年也就是六、七十张，“我现在已经50多岁，到老也就是再做几百张弓。”

　　想来“聚元号”学艺的人其实不少，但要成为杨福喜的徒弟，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家庭经济好；二是真正热爱弓箭制作；三是能吃苦耐劳。杨福喜强调的“家庭经济好”，其实只是为了让接班人不把制作弓箭当作养家糊口的手段，因为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迫于生存压力而转行。

　　作为北京面人的代表人物，“面人郎”传人郎志丽也表达了和杨福喜类似的想法：“要想学好这个，前提必须是生活无忧，才能一门心思静下来搞好创作。”

　　郎志丽的父亲郎绍安是“面人郎”的创始人，被称为北京面人的“泰斗”。1942年出生的郎志丽从小随父亲学做面人，“6岁时就能制作一些面人手中拿的小玩意儿，比如糖葫芦、皮球、小白兔等。”1957年，15岁的郎志丽进入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一干就是一辈子，一生的事业就在这上面了。”

　　如今，“面人郎”手艺已被收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退休的郎志丽仍然没有停止创作，“搞了一辈子的东西，闲不住啊。”郎志丽说，“我也想在有生之年，为后代和国家多留点东西，毕竟这是一门手艺。”言语中，透露出一丝无奈。

　　前来跟郎志丽学习面人制作的人很多，但是真正能坚持的没几个。郎志丽说，自己退休前也带过五六个徒弟，但终因不能维持生计而先后转行，“这是一门民间手工艺，作品大多被博物馆收藏，个人来买的很少，不能作为维持生计的工作。”

　　生意红火的“空竹张”也对手艺的传承心存担忧，“在过去，带徒弟只要心灵、手巧、老实、勤奋就可以，但现在的社会要求手艺传承人必须有着更高的综合素质。文化、经营和美术素质缺一不可，电脑、外语也是基本的保证。”用张国良的话说，就是“至少要比我强”。

　　据张国良介绍，前前后后跟他学艺的超过200人，但如今他手下的徒弟只有5、6人，张国良解释说，“收徒弟，我会很谨慎。如果因为公司运营好，工资高，就跟着学几天，某一天不想干了就跳槽，那么自己培养的心血岂不全白费？民间手艺的传承不应是这种模式。”

　　解决出路：理性保护优胜劣汰

　　由于很多民间艺术的代表人物年岁已高，寻找“接班人”的时间也越来越少。郎志丽对此深有感触：“好多老艺人在提交材料申请非遗的时候还健在，但证书发放的时候已经不在了，多可惜啊。”

　　对于自己这门手艺的传承，郎志丽表示：人才、地点和时间缺一不可。郎志丽表示：“第一，不能解决徒弟的生计问题，就不会有人来踏踏实实的学习，人才也就无从谈起。再者，如果真要教徒弟，不能都在家里吧。必须另找一个固定的地点，要上培训班，”最主要的是，“岁月不饶人啊，再过几年，眼睛也看不清了，想教也教不了啦。”

　　郎志丽表示：“也许有真正想学手艺的人，但不知道找谁。希望政府相关部门建立一个信息交流平台，无论是对交流学习，还是手艺传承都是有利的。”

　　杨福喜和张国良的看法基本和郎志丽一致，杨福喜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政府出面，提供一个地方，把老艺人都聚集起来，形成一个民间艺术区，同时保证传承人的生计问题，这样才能长久不衰。”张国良则表示，“除了给予一定的荣誉感外，还要保证个人的生计问题。不然单靠一门民间手艺，日子能好过吗？”

　　对此，北京市文化局非遗处的千容处长表示：“政府应该多提供一些让他们展示的机会，像今年二月份农展馆的非遗技艺展示活动就很好。不仅提高了全社会的关注度和保护意识，同时也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商机，对他们的生存非常有利。”她同时表示，老艺人如何适应市场需要也是决定其技艺能否流传的重要因素，“只要是好东西，就总会有市场的。”今年在农展馆展出时，像弓箭、空竹、风筝等卖得都很火，“说明市场还是认可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些冷僻项目或不实用的作品可能面临被遗弃和淘汰的尴尬，千容坦承：“不可否认，有些项目即使政府出钱出力也是无济于事的。民间技艺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如果被社会和市场抛弃，实在传承不下去了，政府要做的工作就是理性地做好最后的记录工作，争取能留下最后的一点资料和作品。”

　　千处长还向记者透露，目前，市文化局正在拟定一个《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传袭活动经费补贴办法》，该办法正在起草中，有望今年出台。另外，文化局正在申报建设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该项目正在审批中，建成后将不同于一般的静态博物馆，而是有人在现场展示各种非遗技艺，属于动态博物馆。”

　　“文化遗产日”

　　2006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目前，我国已经有了“文化遗产日”、“文化遗产标志”和“文化遗产保护公益歌曲”等相关标志，对于增强全体民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将会起到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