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3月,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到北京图书馆,任善本部副主任,在紫竹院公园旁的新馆上班。新馆虽于1987年建成开馆,但当时图书搬迁还没有完成,善本部的藏品1988年才搬到新馆。由于一些技术性原因,善本藏品到新馆后没有开包下库,暂存在大库第十五、十六层。

　　作为副主任,除了日常琐碎事务外,每周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周末查库。

　　周末查库,是善本部多年延续的老传统。北图善本部收藏的都是国宝,安全最为第一。平时书库由管库人员负责,每晚下班层层锁门贴封条,第二天上班启封开锁。每到周末,则由部主任率诸副主任巡视书库,检查安全隐患,处理各种问题。然后在部主任主持下封门。当时任善本部主任的是李致忠,任副主任的是张国风与我。于是每到周末,李致忠便带领张国风与我,由典藏组的正副组长陪同,举行“查库大典”。

　　例行查库时,看到在一个窗户下面,放着两个旧式的书箱。箱盖已坏,用塑料绳捆绑着。上面各贴一张白纸,用钢笔写着“残破经卷”。我问:“这是什么经卷?”同行诸人无人回答,只好罢休。

　　1989年底,善本书库终于可以启用了。于是,寄存在大库的善本藏品开始搬入善本库。正式搬库的时间,我记得是1990年春节前后。善本部全体成员在搬库中任劳任怨,团结协作,工作非常顺利。正式搬库前,已对善本书库的使用作了详细的规划,哪些藏品放在哪里,都有明确的安排。所以对那些还没有编目的藏品,就必须根据其内容,分别处理。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天,按照顺序应该搬这两个箱子,有人问我:“下库后往哪里放?”我便说:“打开看看,到底是什么。”解开塑料绳,揭起箱盖,其中满满腾腾全是一个个小纸包。有些纸包已经打开,赫然便是敦煌遗书。我大吃一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连忙再打开几个纸包,包包全是敦煌遗书。大多数小纸包上还钤有当年北平图书馆写经组的印章,这个写经组的任务就是整理敦煌遗书。我心头当时如电光一闪:“这是一个重大的再发现。”“再发现”,这是文物界的一个常用名词,指已经被发现的文物,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淹没无闻。过了若干年以后,又重新被发现、被鉴定。国内外文物界,包括敦煌吐鲁番学界,类似的事情已有多起。比如大谷探险队二乐庄吐鲁番残片的再发现,敦煌县博物馆本《坛经》的再发现等等。但以往的再发现,无论哪次,数量都不能与这次的再发现相比。因此,这次再发现之意义重大是毋庸置疑的。于是让有关人员把这两个箱子送到敦煌遗书专用库中存放。

　　此后,听1988年搬迁小组的负责人介绍:老馆善本书库原由一位老先生管理,其后老先生退休。1988年搬迁时发现这两个箱子,既无编号,也无登记,谁也不知里面是什么。于是这位负责人便作主打开,发现是一些没头没尾的残破佛教经典,便小心地在箱子上贴上白纸标签,捆好后搬来。搬来之后,一直没有人动过。

　　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有一个好传统,即使是片纸只字,也从不任意丢弃。这是这批敦煌遗书能够完整无损保留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存放在善本书库的这批敦煌遗书,如果不是在1990年初由我再发现,迟早也会被其他人再发现。但是,由于种种因缘的巧合,这批遗书竟然由我而再发现,应该说是我的幸运,也算是我与北京图书馆的一种因缘吧。

　　经过整理、编目,现这批遗书已纳入《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正式出版。

　　(方广锠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