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到北京35中初二(5)班旁听语文课，这节课文讲的是作家孙犁的名著《芦花荡》。温总理对老师讲课做了肯定。同时也指出：讲课前对作者和作品的背景加以讲述则更好。我读了这篇报道很有感触，由此而忆起了六十多年前孙犁老师给我们授课的往事。

　　校长陪孙犁走上讲台

　　孙犁老师是在冀中平原抗日烽火燃烧最猛烈的年代脱颖而出的，是位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作家，他创作了大量以抗击日本侵略者为题材的作品，好像犀利的匕首，投向敌人，极大地鼓舞了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击日寇的决心和信心。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孙犁老师能成为我们的启蒙良师真是我的一大幸事，他直接传授我们写作知识，使我从中获得收益，回忆起来，真是莫大的幸福和享受。

　　那是在1945年，晋察冀边区第八专署为了培养人才，成立了第八中学。年轻的我从区秘书的岗位上被送到八中读书。当时，学校师资奇缺，八专署专员鹿一夫亲自邀请时任《冀中导报》记者的孙犁兼任八中六班的语文教师。我们全班同学听到这个消息，兴奋至极。记得第一次与六班同学见面时，孙犁老师是由校长王力真陪同走上讲台的。60多位同学对这位身材高大、文质彬彬的作家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同学们渴望从这个一流作家的授课中获取更多的写作知识，学到写作本领。事实也正是如此，大家听他多次授课，渴求逐渐变成现实，都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与小说中主人公原型吃饭

　　在我的记忆中，孙犁老师讲的“写作四要点”给人印象最深，成为我终生写作的准绳。

　　一是好的作品要来源于火热的斗争生活和实践。孙犁老师讲课时列举了1945年延安《解放日报》刊载他的作品《荷花淀》、《芦花荡》。《芦花荡》的主人公是位60岁的老渔翁，用撑船杆子打碎了几个日本鬼子的脑壳。毛主席看后，称其为文学精品。孙犁老师说，他之所以能写出《荷花淀》、《芦花荡》，是多年在冀中，尤其是在白洋淀工作期间，从广大群众、抗日战士身上汲取营养的结果。作者和群众是鱼和水的关系，如果没有接触群众的经历，没有文学素材的积累，《荷花淀》、《芦花荡》及大量有战斗性的作品是不可能问世的。

　　为了教我在课堂上学不到的本领，孙犁老师还利用一个星期日，邀我骑上自行车，去了一趟冀中安新县端村。进入这个莲藕成片、芦苇丛生、雁鸭成群、渔船穿梭的水乡，他和老乡们互相问候，问长问短非常熟悉。中午，我们登上一条木质渔船，兴奋、热烈地和船主人握手、聊天儿，主人还热情地以小米饭、炖活鱼款待我们。孙犁老师和主人边吃边谈，不断地发出爽朗的笑声。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中我才得知，原来面前这位穿着普通的船主人就是《芦花荡》主人公的原型，这让我兴奋不已，看来，精彩的故事就藏于平静的生活中，就看你如何去挖掘了。

　　二是虽然掌握了大量素材，但没有掌握写作技巧也是写不出好文章的。孙犁老师反复强调，能工出巧匠，要多下工夫，多动脑筋，多观察，多总结，久而久之就会熟能生巧。高明的厨师可以把鸡鸭鱼肉做成美味佳肴，作者也是一样，通过诸多技巧就能使素材升华，进而加工成文学精品。有一次孙犁老师带我去了他的编辑部，进了这间20多平方米的砖瓦平房，第一印象是书籍、报纸、资料占据了大部分空间。他告诉我，一篇重要文章，在出手前，至少要经过落笔、修改、润色、文字推敲等几道程序才能定稿。有的文章摆在桌子上，看上八遍、十遍，自己挑毛病。自己写的文章左看右瞧不满意的，最好不发。否则，读者看到一半不想读完就放弃了，也是败笔。

　　“孰不可忍”不通俗

　　三是提倡新文学思想。他在给同学们修改作文中的语病时，突出地要求学生用朴实的、大众的语言写作，语言要通俗易懂，文字要流畅，不要装腔作势，让人很难读懂。有一次孙犁老师在上课时，亮出他修改的一篇作文，叫人看上去，好似京剧里的大花脸谱。他说，这篇作文写道：“日本鬼子烧杀抢的‘三光’政策，是可忍，孰不可忍！”运用这种语言抒情是对的，但对人民大众来讲，是不通俗的，让工农群众很难读懂。

　　四是文学艺术作品，要为政治服务，让“笔杆子”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出力。孙犁老师不仅教我们写作技巧，还教我们怎样做人。孙犁多次叮嘱学生们：进城后努力为党工作，不管党叫你干什么，都要以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准则，防止糖衣炮弹的袭击。天津解放后，我们师生同城工作半年，每次见面，都受到他的教诲。他虽已成为著名作家，但居室简陋，生活朴实，工作勤奋，笔耕不止，真不愧为人民作家。

　　编辑诗语

　　烽火青春入学堂，

　　一代名家解迷茫。

　　荷花淀上说四要，

　　芦花荡里飘墨香。

　　白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