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走近钱学森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最新推出《走近钱学森》(叶永烈著)，以图文并茂的画传方式，讲述了一代爱国科学家的一生，首次公布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和照片。

　　本文摘编自该书。

　　北京刮起“钱学森旋风”

　　对于新中国来说，1956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共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一年。钱学森在这个年月出现在北京，格外受到重视，也格外受到欢迎。

　　在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的背景下，1956年1月，在陈赓大将的安排下，钱学森在北京积水潭总政文工团排练场给在京的军事干部讲《导弹概论》，连讲三场，引起高级将领对导弹的极大兴趣。

　　那时候，很多人都还不知道导弹为何物。身经百战的贺龙、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元帅，都兴致勃勃地赶来听讲，当起了钱学森的学生。

　　钱学森在讲课时，在黑板上写下“火箭军”三个字。他说，这“火箭军”，也就是导弹部队，是一支不同于现有的陆、海、空三军的新型部队，是一支能够远距离、高准确度命中目标的部队，是现代化战争中极其重要的后起之秀。

　　总参作战部空军处参谋李旭阁曾经回忆当时听钱学森讲座的情形。钱学森饶有意味地说的一番话，深深印在他心里:

　　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制造出自己的火箭。我建议中央军委，成立一个新的军种，名字可以叫“火军”，就是装备火箭的部队。

　　2004年4月，李旭阁在整理过去的资料时，意外地发现了自己当年的笔记本，竟是1956年元旦听钱学森讲课的手记，他记了厚厚一个本子。钱学森的儿子和秘书得知情况后，立即专程来到他家，将原件拍照和复印，准备放到上海交大钱学森纪念馆展出。

　　后来，钱学森是这样谈起讲座的体会:

　　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知道他们那里没有这个本事不行。美国的科研人员要争取基金会的经费支持，就要参加董事会的会议，向董事们做10到15分钟的讲解，在限定的时间内把他要报告的事情讲清楚，要不他就得不到经费。这就是一个社会要求，也是一种压力。所以在美国，中学里就有辩论会，培养人的口才。

　　我举一个例子，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研究超声速问题的时候，有一次，系里来了一位官员，是美国国会议员，管这方面事的，他问超声速是怎么回事啊。我的老师冯·卡门是很会作科普宣传的，他先不说什么，把国会议员带到他的澡盆边，放上水，用手在水面上划。划得很慢很慢，水波就散开了，于是告诉他这是因为手划得比水波慢，像亚声速；他又划得很快，水波就成尖形两边散开，这就像超声速。这位国会议员说他懂了，其实也没完全懂，只是这个意思他大致上明白了。这就是一个怎么让不懂的人懂的形象例子。

　　我回国后发现中国的科技人员这方面的能力比较差，往往是讲了十几分钟还没到正题，扯得老远，有些简直就让人听不懂，不会用形象、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好专业科学知识。从前我问一些听科学报告的党政干部，他们就常常说没听懂，他们欢迎我去讲，说听我讲能懂得差不多。我回到祖国接受搞导弹的任务后，在积水潭总政文工团的排练场作报告，讲高速飞行问题，当时陈赓大将和许多军队高级将领都在座。讲完以后有一个人对我说，他这次算听懂一点了。要求科技工作者对不在行、不懂行的人介绍自己的工作，我觉得是很需要的。

　　道理很简单:科学技术很重要，要大家都懂，都重视，就需要科普。

　　在那里连听三场钱学森演讲的朱兆祥，后来是这么回忆的:

　　在总政排练场礼堂，钱先生连讲了三天。以上这些活动我都参加了，使我感到了紧锣密鼓的气氛。

　　“紧锣密鼓的气氛”，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军方借助于钱学森回国，刮起了钱学森旋风，导弹旋风。

　　不久，钱学森又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在中南海怀仁堂向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作《导弹概论》讲座。

　　钱学森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导弹事业即将腾飞。自己在美国经过五年的艰难抗争终于回到新中国，值！

　　其实，新中国在启动“两弹一星”的导弹这一“弹”研制工作的时候，已经启动了另一“弹”——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那是在1955年1月15日，也是在中南海，当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时，邀请了两位著名的科学家——钱三强和李四光作关于原子弹的讲座。从这一天起，中国正式启动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当时，为了保密，把研制原子弹称为“原子能事业”。

　　此后三个月，钱学森归来了，中国研制导弹的工作随之也启动了。“两弹”提到工作日程上了，“红色中国”朝着国防现代化的目标迅跑。

　　毛泽东要钱学森坐在他身边

　　1956年2月1日晚，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举行盛大宴会，宴请全国政协委员。

　　钱学森收到了鲜红的毛泽东主席签署的请柬，上面写着他的席位在第三十七桌。

　　到了宴会厅，钱学森在第三十七桌却找不到自己的名字牌。这时，工作人员领着他来到第一桌，在紧挨毛泽东座位的右面——第一贵宾的位置，写着钱学森的大名！

　　这是怎么回事呢？

　　后来才知道，毛泽东主席在审看宴会来宾名单时，用红铅笔把钱学森的名字从第三十七桌钩到了第一桌。

　　“来，来，学森同志，请到这里坐。”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热情地邀请钱学森同自己坐在一起。

　　钱学森在毛泽东右侧坐下来，顿时成为整个会场的焦点。

　　毛泽东主席伸出五个手指头，对钱学森说，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五个师呢！我看呀，对我们说来，你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得多。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挥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

　　记者拍下了毛泽东与钱学森交谈的照片。钱学森穿一身中山装，脸上漾着微笑。这张与毛泽东主席的合影，成为钱学森一生中的经典照片，也是钱学森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

　　此后，毛泽东主席多次接见钱学森，充分表明毛泽东对钱学森的看重。

　　“文革”期间，毛泽东在病中记起钱学森

　　“文革”期间，载人航天计划被叫停，除了林彪事件的影响，还有经济、技术方面的原因。毕竟当时受到“文革”的冲击，中国的经济状态不好。

　　周恩来总理专门就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讲了几条原则:不与苏美大国开展“太空竞赛”；要先把地球上的事搞好；发展国家建设急需的应用卫星。

　　虽说钱学森的载人航天“锣鼓”停了下来，但是载人航天的前提——卫星回收技术的研究仍在进行。对于载人航天来说，回收技术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载人飞船飞上去了，必须保证航天员平安回到地球。当时，世界上掌握回收技术的国家，只有苏联和美国。

　　回收技术相当复杂，1975年11月26日，中国用“长征二号”火箭发射了首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卫星准确进入预定轨道，五天后成功地返回。这颗返回式遥感卫星拍摄的照片被送进中南海，毛泽东主席很有兴味地看了这些来自太空的“居高临下”的照片。

　　中国成为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表明中国在空间科学技术方面的实力仅次于美国和苏联。迄今尚未出现第四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

　　混乱不堪的“文革”，使晚年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心力交瘁。即便如此，毛泽东一直记得钱学森对于中国“两弹一星”的巨大贡献。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周恩来总理抱病从北京飞到湖南长沙，向病中的毛泽东主席请示工作。周恩来递交了四届人大代表名单。这时，毛泽东说:“不看了。但是我想起两个人，一个是钱学森，一个是侯宝林，请你查查人大代表里有没有，如果没有，就把他们补上。”

　　周恩来一查，钱学森在“文革”中是保护对象，所以仍在人大代表名单之中，而侯宝林则还被关在“牛棚”里呢。于是，急急下令解放侯宝林。

　　后来，钱学森与侯宝林在人民大会堂喜相逢，彼此都心知肚明是毛泽东主席“点名”予以特别关照的两个人。记者抓拍了钱学森与侯宝林谈笑风生的镜头。这张照片成为钱学森一生之中的“经典照片”之一。

　　据钱学森回忆，他小时候在北京很爱听相声，常常在放学以后溜到天桥去听相声。1955年他刚回国，住在北京饭店，有一天晚上北京饭店举行宴会，欢迎他和与他一同归国的学者。宴会后有文艺演出，其中就有侯宝林表演相声。1993年2月4日侯宝林因病逝世。1993年2月14日钱学森在一封信中称侯宝林是“伟大的人民艺术家”。

　　力荐王永志挂航天之帅

　　在航天飞机与飞船之争中，钱学森发挥了关键性的重要作用。1986年载人飞船工程立项之后，谁来挂帅？

　　航空航天部成立了载人航天工程论证评审组时，这些专家、院士们大都已经上了年纪。要实行庞大、艰难的载人航天工程，要由年富力强的人来挂帅。

　　钱学森举荐了王永志。

　　钱学森慧眼识英才，善于从年轻一代中发现栋梁之材:在研制导弹的时候他举荐了任新民，在研制人造地球卫星时他举荐了孙家栋，而这一次他说王永志可以担当载人航天工程重任。

　　由于钱学森的举荐，王永志在1986年担任“863计划”载人航天工程研究组组长。1992年11月15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王永志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王永志给钱学森留下深刻印象，是在1964年6月下旬，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导弹“东风-2A号”即将发射的时候。

　　“东风-2A号”导弹是一枚中近程火箭。当时，地处沙漠的酒泉发射基地的气温骤升，甚至高达40多摄氏度。众所周知，气温上升之后，火箭推进剂的体积就会膨胀，而且气化严重，燃料贮箱内所能容纳的火箭推进剂就会减少，导弹就达不到预定的射程，打不到预定的目标。怎么办呢？要加大火箭的推力，惟一的办法就是增加火箭推进剂。但是燃料贮箱的体积有限，装不下那么多火箭推进剂。

　　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虽然专家们谈了不少补救方案，但是都不合适。于是指挥部召开扩大会议，听取意见。32岁的中尉军官王永志也被“扩大”进了会议。

　　王永志在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飞机设计专业。1955年前往莫斯科航空学院留学，1961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

　　王永志在会上听到的都是如何增加火箭推进剂的方案，站起来发表截然相反的意见:“我主张应该泄出一些燃料，减少了导弹的重量，才能提高推力，加大射程。我经过计算，要是从火箭体内泄出600千克燃料，这枚火箭就会命中目标。”

　　王永志的意见，遭到了众人的反对。火箭不能命中目标明明是推进剂不够，怎么可以再往外泄掉推进剂呢？王永志知道钱学森正在酒泉基地坐镇指挥，便鼓起勇气敲开了钱学森的门。钱学森到底是高人，他仔细倾听这个小伙子的意见，马上说“有道理”。钱学森马上把火箭的总设计师请来，指着王永志对总设计师说:“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

　　“东风-2A号”果真提高了射程，命中了目标。

　　钱学森非常赞赏王永志的“逆向思维”，意识到这个小伙子的才智超群。

　　果真，王永志不负钱学森的期望，领导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

　　2005年3月29日，已经94岁高龄的他，在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里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作了一次长谈。他的谈话重点就是要重视培养创新人才。钱学森指出:

　　今天找你们来，我想说的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

　　要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发展。

　　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一艘艘“神舟”飞船成功飞上太空，中国航天员漫步太空，不仅证明了钱学森推荐王永志挂帅载人航天工程的正确，而且证明了当初钱学森力主走飞船之路的正确。当年风光一时的航天飞机，由于发生两次机毁人亡的大事故，引发了广泛的质疑。全球历次载人航天失事一共造成22位宇航员丧生，而在美国航天飞机失事中丧生的宇航员就占了14位。2009年9月18日美国航天局宣布，2010年9月航天飞机将进行最后一次飞行，之后，美国“航天飞机时代”将正式结束。这清楚表明，当年钱学森确定中国载人航天应走飞船之路的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