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月14日电 针对外界有关曹操墓出土的有关石牌等可能伪造的质疑，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专门从事古代铭刻，尤其是石刻研究的专家赵超在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召开“社科院2009年公共考古论坛”上表示，这不可能是伪造。其中一些称谓，如当时厕所的称谓“行清”等，就是很难伪造的。

　　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王巍称赵超为古代石刻研究方面研究的“第一人”。赵超表示，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里对于古代铭刻学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古文字学和铭刻学的研究对象必须是铸刻和书写在遗迹和遗物上的一词，古文字学和铭刻学的任务在于识别铭刻的文字，判读名词的意义，区别不同实地不同地区的字体，此外，对铭刻的研究，还可以判明遗迹和遗物的年代，制作者和所有主所在地、用途和目的等，由于名字存在遗迹和遗物上，其可靠程度达到超过文字的记载，不仅可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有时还可以纠正其错误，因此古文字学和铭刻学对原始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研究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赵超表示，在考古发现中有大量的古代铭刻材料出现。我们要说的是，做铭刻学的研究，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识字的问题。它需要涉及到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历史学有关基础知识。 文字本身的发展，有一个明显的阶段性。这个发展阶段实际上有一个断代，可以判断书体当时流行的时代问题。

　　具体到西高穴曹魏大墓(曹操墓)出土的石牌来讲，赵超认为，除去考古挖掘的证据以外，可以从它的书体上、从它的刻的工艺的水平上，也就是刀工上，和里面所使用的文字形体上，里面出现的文词特点上，多方面地进行时代的判定，也就是说协助我们对于墓葬的年代做一个大致的判定。

　　赵超指出，曹操墓中出土的石牌等文字写法是隶书中，而与汉代木简上出土的隶书比较，会发现西高穴大墓里出现的文字的写法与其是基本相似的。

　　他还举了几个比较典型的能够帮助断代的例子。一个是魏武王常用的刀剑、刀戟，这个“魏”字，大家可以注意到，它和现在我们写的“魏”字不一样，是在“委”和“鬼”这个字中间加了一个“山”字，这是在秦汉时期大量出现的标准写法，我们可以从早的像湖北云梦出现的五帝秦简里看到的。接近一点的东汉晚期的，比如东汉的这种写法我们在其他考古材料可以看到这个持续时间不长，大概在魏晋以后就改变了。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北朝时期的书写材料里“魏”字就把“山”字移到“鬼”字上面去了。再晚一点，到北魏时期，这个“山”字完全消失了，这个“魏”里没有“山”字，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文字的写法，起码我们能够把它的时代判定在东汉时期，就是东汉到魏晋时期。这是一个方面。

　　赵超称，像这些记录遗物的石牌，向直接指向曹操的“魏武王常用格虎大戟”，从字体上，从词牌的形制上可以看到他们是比较相似的，有一定的年代关系，就是说如果形成一个链结链。可以对应汉代简读里的结或者检测这样的材料可以看到。有人提出和这些石牌可能是检测，我更倾向于是结，其实这个结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标牌。

　　针对有关当地发现的一些石牌等可能伪造的说法，赵超说：“通过这些考古材料，通过它相似的形制、书写内容，而且通过它所表现出来的汉代流行的这种墓葬丧葬制度，就可以和这些石牌得到很有力的证据，证明它是汉代比较流行的一种丧葬制度中的一个表现，有一个很长久的礼仪制度的渊源，不是任何人随便一想就能做出来的。 ”

　　他还表示，把古文献的材料如果运用得好的话，还可以通过这些石牌里的内容和一些具体的材料来协助断代。比如说一个石牌里写到“木墨行清”。我问现在的人，恐怕大家都不知道行清是什么东西。行清就是厕所。这在古代文献里有很明确的记载，而且这个记载可以帮助我们断代。通过文献的注解，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东汉中期，到曹魏中期，都是把厕所叫行清，正好我们在石牌上看到“行清”这样一个现象。我们想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断代证据。有些人曾经提出石牌是不是伪造的？我就拿这个例证，我想了一下，恐怕当代人(也可能又是我低估当代人了)大概没有这么高的文化水平和文献水平来造出行清。

　　赵超还说，像这样类似的例子我们在石牌里可以找到很多，比如石牌里有出圃床，出圃床是什么？出圃是一种古代赌博的游戏，出圃是古代赌博的棋盘。根据文献记载，出圃这种游戏出现在东汉初期，到东汉、曹魏、南北朝时期是非常流行的，这样一个石牌上的文字记载，又是给我们提供一个断代的信息。

　　此外，专家在铭刻材料中，如果仔细去找，深入、全面考察，去深入辨别它里面的细微的区别，刀功的区别、笔划的区别、内容的区别，可以提供很多很有利的这样协助断代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