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配音作品是1953年的苏联电影，名为《收获》。

　　或许因为这是在苏联得过奖的影片，当时厂里比较重视，所以老厂长陈叙一就请了赵丹来做导演，请石挥和我配男女主角。平心而论，我并不具备配音的条件，其一我是南方人，普通话不太标准。其二我的音色也不好，因此对配音工作不太自信，但是他们都说这部影片非常精彩，非常好，在轮番鼓动下，我就动心了，决定尝试一下。

　　配大片请大腕这一说法，最早是长影兴起的。当时有人就说影片主角是苏联很有名的演员，所以配音的演员也要有名。但我想真正让我担任女主角配音的原因，是因为这部影片的译制导演赵丹，和我比较熟悉。另外，这个角色年龄也快接近中年了，所以找像我这样年龄稍长的来配较合适。还有，这个女主角胖胖的，与我的体形相符，大概这样就想到了我。男主角华西里长相并不很好看，但戏很好，所以自然就想到了石挥。

　　那时，我主要活跃在舞台和银幕上。从台前走到幕后，第一次站在话筒前，为外国电影配音，对我来说是陌生而新奇的。从前拍电影都是同期声，很少后期录制。不单是我，译制和配音对于赵丹、石挥来说也是第一次，所以都特别认真。比如说赵丹，他是做导演的，于是就拼命地做案头工作，影片看了很多次，然后和我们讨论这人物是如何塑造的，应该用什么样的声音。赵丹强调配音演员虽然是再创造，但是这个再创造不能脱离原片，而应该与其吻合。这就需要做很多的案头工作，要拼命地去听原片的声音，甚至于哈一口气，也要和原片一样。

　　那时恰逢中国表演界在热火朝天地学习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分析人物简直就是从头说到底，人物出身怎样、后来怎样。我和石挥就想，人物塑造也不一定如此细节化，也曾在配音现场与赵丹争执过这个问题。我们自己拍片时也有这个问题，写了一大堆却用不上，最主要还是要现场掌握。我记得有一段，就是在影片中，男主角和女主角之间有了些矛盾，男主角后来感觉到自己不太对，就带着自责、自嘲的口吻说道：“我是谁啊，我是谁啊。”意思是我这个人怎么变得这样啦。石挥在配的时候，一激动，身体也跟着动了起来，话筒就顾不着了。结果话筒动的声音都出来了，导演只好赶紧喊停。配音只有情绪上、声音上的起伏，身体可要管住。动作太大了，就成演戏了，而这也是配音和演戏的不同之处。

　　我们配完之后，影片就在有关部门放映了，很多人都看了。那时我正好到北京去开会，碰到电影局长陈荒煤同志。他看见我以后，欲言又止，后来还是告诉我长影的一位配音专家写了篇文章，把我们的配音批得体无完肤，特别是把石挥批得很厉害。看了配音专家的文章后，我想，他是有经验的，可能他说的是对的。糟糕就只能糟糕了，既然已经配完了，最多以后不要我们配了。谁料想，果真以后我就与译制片配音无缘了。

　　当时我有个朋友冯亦代，他是著名的散文作家，也是著名的翻译作家。他的夫人安娜也是翻译作家。安娜是留苏的，《收获》这些苏联片子刚译出来，他们这些人就能先看。有一次，冯亦代就对我说，安娜看了这个片子以后，觉得我们翻得好极了，简直就像是苏联人说中国话。我也没想到，一个把我们批得很厉害，一个却说好极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并存，说明一些问题有待商榷。到底是好在什么地方？坏在什么地方？又到底怎么样才算好？后来我就对陈荒煤同志说，这个批评可以让我们很好地去研究改进，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受过配音的训练，本来就是新手，批评没有关系。另一方面，我们也接受安娜的认可。

　　安娜之所以说好，我想是因为她看惯了苏联影片，觉得我们很接近苏联人的声音，因为我们配的时候就找这种感觉。而我们长影的专家认为，既然是再创造，配音演员就应该将原来所要表达的表述完整。这里面就涉及到了译制片的处理原则——究竟是完全忠于原作，还是融入本土文化。比如说剧本翻译不能完全是一字一句地照搬，中国人说话跟外国人说话不同，翻译也要求既有原来的意思，又能让人听起来像中国人，能够让中国观众接受。

　　所以说，这唯一一次弥足珍贵的配音经历，给我留下了很多的经验教训。我至今仍在想配音应该怎么配才算好，这其中还是有值得深究的问题。虽然配了一次音，挨了一次批，葬送了配音的前途，但善言不美，终身受益。我很喜欢配音，没有机会为译制片配音也是无奈。不过我自己演的戏，全都由我自己配音，也算是过了把瘾。

　　秦 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