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蜗居》传达了一种可疑的价值观念

　　在笔者读过的大量当代“烂书”中，小说《蜗居》并不算最烂，但也够“烂”的。原以为这是一部当代年轻人的遭遇小说，没想到是一部忘年交式的“爱情”小说。读完后我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就叙事语言、情节设置这些纯技术问题而言，它有它的特点，叙事节奏也把握得不错，流畅且好读。这正是令一般读者和电视剧改编者着迷的地方。一般而言，电视剧的传播效果要大于小说，而小说的艺术效果要大于电视剧。这个作品恰恰相反，小说的艺术效果还不如电视剧。主要原因在于，这部小说的价值观念很成问题，它的所有技巧，都在为一种可疑的价值观服务。

　　挣钱的速度跟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没有房子的苦恼和悲剧”这一主题，牵动了所有年轻人的心。这是小说《蜗居》引起广泛关注的重要原因。小说的主人公海萍和苏淳、海藻和小贝这两对，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大城市做白领，但一套住房都没有。市长秘书、贪官宋思明，却有很多套豪宅和用不完的钱。有什么办法让他们之间的资源配置更合理一点呢？从社会角度看办法很多，一种是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将贪官宋思明的房子夺过来分了。这种老土的办法今天无疑行不通。另一种是改良，通过社会管理制度和调节手段的改革，阻止贪官占有更多，并让房价再低一点、普通人的工资再高一点，海萍和海藻就可以买房了。但是，面对这一漫长的社会调节过程，她们俩都耗不起，海萍的孩子出生了、海藻要结婚了，还没有自己的房子，连首付的钱都凑不够。第三种办法就是“市场”调节，让宋思明将自己多余的房子和钱匀出一部分给海藻，海藻用自己的青春和身体作为回报。

　　如果既不想“革命”，也没有耐心等待社会慢慢地“改良”，更不愿意做贪官和妓女，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比如“挣扎”，设定人性的底线，在底线的边缘上挣扎和煎熬，用人的尊严的力量，衬托生活的悲剧，赋予底层生活以价值和尊严；比如“逃离”，哪怕是逃离之后再一次落入新的圈套，等等。有人马上会反击：“你傻冒”。在市场和权力面前，真正的文学可能就是“傻冒”，否则，我们将会不断地读到像《蜗居》这样的“傻冒文学”。毫无疑问，长篇小说《蜗居》的叙事并没有给别的方案留下任何空间，仿佛只有卖身投靠这条路似的。它极力支持第三种方案，用青春和身体作为交换条件：海藻得到了房子和钱，宋思明的欲望得到了满足。《蜗居》就准备这样悄悄地两清。

　　其实，作者并不敢明目张胆地在价值上支持第三种方案，而是在叙事技巧上做文章。为了让第三种方案出台变得顺理成章，首先，作者将所有的障碍都设置在海萍和苏淳面前，目的在于为宋思明不断出场做铺垫。孩子要跟父母在一起就必须购房，购房需要首付，首付没有钱；贪官宋思明有钱，妹妹海藻正年轻，是宋思明所欲求的，于是开始了“等价交换”。首付的钱解决之后，海藻本来可以离开宋思明，与男友小贝重修于好，可是姐夫苏淳突然“犯罪”了，只有宋思明才能将苏淳救出来，于是海藻再一次投入宋思明的怀抱。海萍还遇到了许多小障碍：租房子、找家教、办公室遭遇，等等。所有这些小障碍，都不是海萍自己去解决的，而是通过妹妹海藻的身体为中介，让宋思明去摆平的。这些都成了海藻不得不当“小三儿”的现实基础和叙事借口。小说叙事，就这样一步一步将海藻逼成了“娼妓”，这似乎不符合道德的要求。怎么办？于是作者将海藻设计为一种“无私奉献”的人，她之所以不断地放弃道德底线，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姐姐的幸福。为他人的幸福而堕落，不是道德可以评判的，那是一种神圣的堕落。这一切都是隐藏在叙事学的烟幕之中的。

　　宋思明，作为一位身居高位、在市里呼风唤雨的人，凭什么整天为海藻这位私营公司小白领的家事去奔波呢？是爱情呀！爱情成了一块遮羞布。为了让“爱情戏”成立，首先要贬低不成功的男性：海萍的丈夫苏淳和海藻的男友小贝。尽管他们都很爱这两姐妹，但他们挣钱很少，没有能力首付，身体和精神都不振作。然后是美化宋思明：外貌好、学历高、会说英语，遇事沉稳、处事干练。宋思明像魔术师一样，能从左边口袋里变出钱、右边口袋里变出高级轿车钥匙、腰里吊着一大串房子的钥匙。只要海藻缺什么，他摇身一变就出来了。宋思明还具备了情人的内在条件：心细、善于调情、身体也不错。这样的品味男，不立马献身于他更待何时？小说在处理海藻与小贝的关系时，写得十分粗糙，明显地不想与小贝废话。小说将大量的笔墨用于宋思明和海藻交往的细节描写，给人一种感觉，海藻不是用身体换房子和钱，而是在谈恋爱。

　　长篇小说中的任何事件，其效果都是结构性的；但小说叙事的指向却是有总体性的。这部小说的叙事，明显地指向了一种很可疑的价值观念：金钱和权力就是救星，还可能激发出爱情。当它通过文学的形式讲述的时候，就是要将一种很可疑的价值观念形式化、美学化。小说结尾，宋思明为海藻准备了500万，安排了出国的退路，后因急忙赶到医院去看海藻而死于车祸。宋思明仿佛成了英雄，贪官成了美的化身，这让人反胃。

　　来源：中华文学选刊 张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