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中国者，便知道南开；知南开者，便知道张伯苓。”这是60多年前曹禺、老舍双双受邀在美国讲学时共贺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70大寿时讲过的话。

　　众所周知，我国的戏剧大师曹禺曾就读于南开中学，并因在那时的南开新剧团积极从事戏剧活动而奠定了他终身从事戏剧艺术事业的重要基础。而张伯苓恰恰是因最早通过在南开学校提倡并开展戏剧活动，而对青年曹禺及与他后来所获的一生的戏剧成就息息相关的。

　　张伯芩教育强国的思想质朴无华而博大精深，我们至今仍很难为张伯芩的教育思想单一定位，因为他的教育思想实在是涵盖既广，而思虑也深。关于张伯苓的教育理念，常人较多引用他的4个字叫“允公允能”。而更广泛地说，我们可以称张伯苓为“体育校长”(他是将奥运会概念引入中国的第一人)“戏剧校长”“科技校长 ”和“人文校长”。因为无论他的教育理念还是教育实践，都颇符合我们今天培养“四有”人才的教育理念，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人才教育理念。

　　在张伯苓丰富深邃生动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过程中，戏剧在其中无疑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早在李叔同、欧阳予倩等人1908年在日本东京演出《黑奴吁天录》的次年1909年，张伯苓就在天津南开中学(南开中学堂)排演了由他编剧导演的话剧《用非所学》，在当时引起轰动，其后于 1914年正式成立南开新剧团。南开新剧团创作和演出非常频繁，除每年节庆或迎新送往在南开学校演剧外，也在社会上公演。曹禺、周恩来等人早年作为南开新剧团的成员也曾常常粉墨登场扮演女性角色，因为当时受社会观念所限，男女不同校。邓颖超在南开女校也曾登台演过男性角色。一次周恩来随南开新剧团赴京演出《一元钱》，他在剧中扮演的少女孙慧娟此前在天津就广受好评。在北京演出后举行的文艺界座谈会上，梅兰芳也对他的演出非常赞许。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期间，周恩来与梅兰芳会面时，两人曾笑谈这段旧事，周恩来还风趣地对梅大师说：我们还是同行呢。

　　不难想象，南开新剧团的演出常常引起极大社会反响，其中既有保守派对其的攻击，更多的则是社会进步人士的赞扬和肯定。张伯苓在1909年排演《用非所学》时，就曾被斥为不成体统，被认为是自甘堕落。因为旧时代“戏子”是与娼妓一起被归为同列的。但是胡适作为当时新文化的代表，却盛赞南开新剧团，说“天津的南开学校，有一个很好的新剧团，他们编的戏，如《一元钱》、《一念差》之类，都是‘过渡戏’的一类；新编的一本《新村正》，颇有新剧的味道，他们那边有几位会员做戏的功夫很高明，表情、说白都很好，布景也极讲究。他们有了七八年的设备，加上七八年的经验，故能有极满意的效果。以我个人所知，这个新剧团要算顶好的了。”曹禺在这个当时最好的剧团受到了最初然而也是最重要的戏剧洗礼。他曾在《回忆我在南开开始的戏剧生活》一文中对此有过详细描述。周恩来在他写的《校闻》中也说：“校中每次周年纪念会，例演新剧，以志庆贺。今年暑假期间，校长(张伯苓)因每岁稿本，编纂非易；特集同新剧团团员数人，前往高家庄李氏小学，预先编纂，以冀勿匆忙于临时……每人均编稿本三、四，而业经校长认可演者有二。所费手续，计经四次……其中情节，固求能免俗，然悲欢离合，实深合社会心理，且布景丰富，以之陪衬内容，情节当能益肖。”

　　南开新剧团先后创作排演的话剧达50部左右，这是个很大的成就。如上所述，它绝不仅仅止于是个校园剧团，它的很多社会公演完全是专业化的。据南开大学教授崔国良考证，当时“除了津京一带，北至东三省，南至上海、南京，都能看到南开话剧”。尤其是张伯苓1914年正式成立南开新剧团时，在美国学习戏剧和教育、拥有专业戏剧学位的张彭春学成回到南开，由此，张氏兄弟共同成为了南开新剧团的首脑。张彭春是将西方戏剧系统的编导艺术引入中国并身体力行的第一人。因南开新剧团在其后及至今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中国话剧史的缘起其实应有两脉：一是以1908年春柳社在东京出演《黑奴吁天录》为标志，李叔同、欧阳予倩等人通过日本间接地将西方戏剧引入中国；另一条脉络就是张伯苓于1909年通过在南开中学演出《学非所用》，直接将西方戏剧引入中国。有学者因此称张伯苓是“中国话剧第一人”，至少是“北方话剧第一人”。

　　南开的话剧运动不仅注重实践，同时也注重理论。张伯苓本人当初提倡演剧，就有着“练习演讲，改良社会”的宏伟目标。更重要的是，他相当全面地看到了戏剧艺术具有多方面的功能。他认为戏剧绝不仅仅是娱乐，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审美的、教育的和改造社会的功能。正如他对南开新剧团的学生们所说，“戏园不只是娱乐场，更是宣讲所、教室，能改革社会风气，提高国民道德。”周恩来更曾经以4天连载的极长篇幅，在公开出版面向社会发行的南开《校风》上，以“社论”名义发表长篇话剧论文《吾校新剧观》，由南开新剧团的实践洋洋洒洒地回溯了西洋戏剧传统，进而阐明了以南开为代表的新剧的功能、流派及编、导、演艺术等理论观点。

　　1949年，张伯苓听从周恩来和中国共产党的召唤，婉拒了蒋介石父子的赴台要求，留在了光明的新中国。1951年2月张伯苓病逝，周恩来亲临追悼会致辞。周恩来说：“很遗憾没有早点来，没能见到张校长……看一个人应当依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论过去的人。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路海波(摘自《中国话剧先行者张伯苓张彭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