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读秦大使回忆录《出使联合国》随笔

　　得到秦华孙大使刚出炉的回忆录《出使联合国》，遂利用一个周末，几乎是一口气将书读完。谁料想，在离开外交工作七年之后，我又被带回到那段多边外交的峥嵘岁月。

　　我是1995年11月被分配到外交部国际司分管安理会事务，1998年5月, 被派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政治组负责欧洲和亚洲事务，至2000年底借调到联合国驻波黑特派团工作。这期间，正是秦大使担任常驻联合国代表。

　　这是一个多边外交的多事之秋，发生了一系列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先是美国和英国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然后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南斯拉夫联盟动武，这期间发生了令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此外，还有造成重大人道主义影响的东帝汶、科索沃等危机。

　　我有幸在后方国际司和前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与了有关工作，亲历这些重大事件，目睹了秦大使这位老一代外交家的风范和神采。期间有两件大事令我印象格外深刻。

　　一、使用否决权

　　作为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我加入国际司时，中国在历史上只在1971和1972年使用过2次否决权。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使用最多的是弃权。此前中国驻联合国一位大使就曾因中国频繁使用弃权，被外电戏称为“弃权大使”。这主要是因为，虽然中国不赞成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但我国的国际地位还没有强大到可以挑头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峙，我们的外交策略只能是周旋，为国内的经济建设营造一个有利的环境，所以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中国在外交上基本上是韬光养晦。

　　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国力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发生变化，我们在多边外交的话语权增加。而这一时期，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在国际上多次兴风作浪，制造“两个中国”。这样一来，是否应该利用我国在安理会的地位，教训一下台湾当局，就被提到了外交部领导的议事日程。在外交部领导的周密部署和指挥下，中国多边外交在90年代末上演了一幕扣人心弦的大戏，这场大戏的主角就是秦大使。故事分为三部曲，分别是海地、危地马拉和马其顿，台湾当局的三个“邦交国”。

　　1996年，海地：邀请台湾的“副总统”李元簇出席海地总统就职仪式。

　　1996年，危地马拉：邀请台湾的章孝严作为李登辉的代表出席危地马拉和平协定签署仪式。

　　1999年，马其顿：与台湾建交。

　　上述三国都有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需要得到安理会的授权。中国对联合国在这些国家的维和行动一贯给予政治和财政支持，也就是投票支持。然而在这些国家做出有损中国和平统一大业的事情的时候，我国外交面临着严峻的选择：是委曲求全继续投票支持，还是挺起胸膛说不。外交部领导选择了后者，我为这一天已经等待了很久，而这一天终于在秦大使任期内到来了。回忆录详细记述了秦大使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及海地、危地马拉和马其顿的代表之间的交涉。秦大使与时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后出任国务卿的奥尔布莱特之间舌枪唇剑的辩论，堪称外交精典。作为前职业外交官，我欣赏奥老太太(奥尔布莱特)的善辩和执著，更敬佩秦大使的儒雅和智慧。

　　外交界有句老话，叫“弱国无外交，强国不用外交”。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丧权辱国，就是弱国无外交的写照。而美国冷战后在国际舞台上的颐指气使，就是强国不用外交的体现。现在，秦大使终于可以代表中国政府，理直气壮地阐述中国外交的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世界的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台湾海峡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人民统一祖国的伟业与海地、危地马拉和马其顿的和平事业同样重要和不容忽视。今天，台湾的三个“邦交国”做出了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是对中国一贯支持联合国在三国的维和行动的嘲弄。中国理所当然做出反应，没有理由继续为维和行动提供政治和财政支持。在台湾问题上，我们没有妥协的余地。否则中国政府将无法向国人交待。

　　秦大使表达的这一立场，严谨而平衡，有理而有力。国际社会终于认识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说话是算数的。这一立场也得到了时任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现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同情和支持。

　　从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当时形势复杂诡变，有关各方纵横捭阖，反复较量。在海地问题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知难而退，秦大使箭在弦上，引而未发。在危地马拉和马其顿问题上，对手低估了中国政府的决心，不惜以身试法，将有关决议强行付诸表决，结果秦大使代表中国政府投了否决票。这两个台湾的“邦交国”最终为他们的愚蠢付出了代价。当我翻开回忆录，再次看到秦大使在安理会举手否决的这张照片，心中充满自豪，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二、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

　　1999年5月7日(纽约时间)，是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的日子。晚上8时许，我当时正在健身，接代表团领导紧急通知，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代表团随即召开紧急会议，会上秦大使分析了形势，做了整体部署并成立了工作组。记得在随后的两周里，大家几乎没有时间睡觉。在秦大使的率领下，政治组就安理会主席声明草案与各方进行了反复磋商。先是与安理会北约成员磋商，在说服了大多数成员后，又与英、美两国磋商。后来，英国代表团不愿作梗，退让了。只剩下美国一家死硬到底，最后，安理会全体成员都在等待中美两国磋商的结果。回忆录中生动地记述了安理会磋商的情况。美方为拖延时间，坚持要先对轰炸进行调查，如确认是北约导弹造成的，安理会再做出反应。双方为此进行了冗长的辩论，最后秦大使发言说，是不是北约导弹造成的，事实已经很清楚。就像中国的一句俗话说的，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因为这场辩论事关重大，我注意到坐在翻译厢内的是联合国最好的中文翻译。当翻译把这句俗话准确无误地翻出后，全场轰堂大笑，而美国大使则抚摸着他的光头，显得十分尴尬。经过艰苦磋商，最终安理会就中方提出的主席案文达成一致。

　　炸馆事件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后，遇到的最严重的一次涉及中国本身的事件。牺牲的三位中国使馆工作人员死在北约的导弹之下。秦大使作为政府代表，他心中的悲愤和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在与秦大使共事的日日夜夜里，我看到了一位老外交官如何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不辱使命，最终从安理会为牺牲的中国烈士讨来一个说法。

　　回忆录中收录了秦大使在安理会的一篇正式发言。这是根据秦大使的授意，我起草的一篇稿子。时隔多年，再次读到这篇稿子，依旧像当年一样心潮彭湃。讲稿开篇引用了中国一句古训：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仁者莫大于爱人。讲稿对北约军事行动在巴尔干地区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指出西方以人道主义危机为由，采取军事行动，结果却造成了更大的人道主义危机。让世人看到，北约师出无名，在政治上是失败的，在道义上也是苍白的。我在起草讲稿时，恰好读到了《人民日报》当时刊登的受害者之一朱颖的父亲写给克林顿总统的一封信。经请示秦大使后，这封信的片段被用做了讲稿的结尾。我事先把中文稿交给翻译，请她们做好准备。当天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秦大使一改往日温文而雅、感情含蓄的风格，用激扬的语气、奔放的感情发表了这篇演讲，可谓言语掷地有声。翻译发挥的十分出色，是我在联合国工作期间听到的最好的同声传译。秦大使发言毕，全场寂静无声，大家沉浸在生者对死去亲人的哀伤氛围。大会主席在沉默许久后才重新主持会议。

　　今天，我已经离开了外交战线。 回首往事，我为赶上了中国多边外交的一段黄金岁月感到骄傲，为能有机会与秦大使共事感到幸运。因为我学到了做人、做事的道理，这段宝贵的经历将使我终生受益。

　　对祖国的忠诚、对事业的奉献、对工作的负责、对名利的淡泊。这些在消费至上、商业气息日益浓厚的社会中逐渐淡去的字眼在书中清晰可见。这或许就是这本书在今天面世的价值。

　　周非

　　201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