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张国焘 向主席约稿，“抗大”改变胡耀邦一生

　　“抗大”：胡耀邦革命生涯的新起点

　　胡耀邦在革命战争年代是著名的“红小鬼”，参加革命后多年从事党领导下的青少年工作，为党的青年工作贡献了力量。1937年，胡耀邦离开青年团的工作，进入了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走上新的学习和工作道路。“抗大”对胡耀邦一生都有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他一生的道路。

　　“抗大”是中国共产党以培养军事干部为目的设立的学校。它的前身是1933年冬成立于井冈山的红军大学。1936年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重新成立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林彪、莫文骅分别被任命为校长和党总支部书记。1937年校址迁到延安，同年4月改为“抗大”。与过去不同的是，它除了培养红军干部外，在抗日统一战线形成这一新形势下，培养革命的知识青年成为学校的主要任务。从1936年到1945年的9年中，“抗大”共办了8期，培训干部约2.9万人。

　　胡耀邦是第二期学员。第二期“抗大”由大学部和步兵学校两部分组成，大学部有14个队，学生数量增加为1362人。第一队和第二队与第一期相同，大部分是红军的军、师、团级高级干部，其中除胡耀邦外，重要人物有陈赓、何长工、杨得志、姬鹏飞、康克清、黄春圃、余秋里等。当时，陈赓被任命为队长。胡耀邦经学生选举，担任第一队党支部书记，表明他在那时已被看作精英人物中的精英——同期学生中，武有长征中抢渡大渡河的杨得志，文有法国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何长工。

　　求知若渴

　　1937年3月2日，“抗大”第二期在延安开学。毛泽东出席了开学典礼并讲话。他为第二队学员题词：“要学习朱总司令：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延安时期的学校，是在革命的炮火中建立起来的，办学条件极其艰苦，但它们就像一座革命的熔炉，担负着培养和造就革命干部的任务。进入革命学校的学员们一切因陋就简，露天上课，把场院当课堂，背包作椅凳，膝盖当课桌。没有教科书，讲义都是印在又黄又粗的土纸上，或者废旧的传单背面。生活也十分艰苦，学员们除基本口粮外，每人每天只有三分钱菜金。毛泽东曾对“抗大”学员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学员们以苦为荣，以苦为乐，政治上朝气蓬勃，精神生活充实。他们就是在这样战火纷飞的环境中接受了革命的洗礼和锻炼，一方面学习革命理论，自觉进行世界观的改造，另一方面学习军事、政治和文化业务，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

　　由于学习目的明确，学员们都有很高的学习自觉性，学习也十分刻苦努力。一向好学的胡耀邦更是为能够有这样的学习机会高兴万分。胡耀邦在“抗大”不仅是一大队、二大队中最年轻的学员，且以手不释卷而为众人所知。他求知若渴，勤于思考，给包括校长林彪在内的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抗大”领导人之一的王稼祥，对于胡耀邦这个人才的崛起十分注意，多次给予表扬。他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向大家讲，“你们要向胡耀邦同志学习，学习他刻苦攻读的精神”。在“抗大”学习的日子里，因为有那么多高级干部的讲授、指点和答疑，他自己又有了更扎实的工作经历，加以他有很高的悟性，所以这一时期的学习使他原有的基础理论素质和淳朴的革命意识得到很大的提高。可以说，“抗大”的教育使他受益终生。

　　在“抗大”，胡耀邦有幸听了毛泽东亲自讲授的100多个学时的“辩证唯物论”的课程，后来整理为著名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两部哲学名著。毛泽东讲课时经常叫胡耀邦站起来发言，并对这个二十多岁青年头脑之清晰、理解力之强十分赞赏。“抗大”的课程，除毛泽东外，还有其他中央负责同志讲授。如朱德讲授党的建设，董必武讲授中国现代革命史，张闻天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博古讲授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罗荣桓、罗瑞卿等讲授政治工作课等等。胡耀邦几乎熟读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关于列宁、斯大林的小册子和政治理论书籍，这奠定了他坚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和哲学基础。他本人后来也常说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政治抱负是在延安定型的，而进步最大的，就是在“抗大”学习那段时间。

　　批判张国焘错误思想

　　经过“抗大”的学习和洗礼，胡耀邦在革命道路上迅速成长。在“抗大”，他“学习成绩居全队之冠，短期里调升为‘抗大’一大队政治委员”。而且，“他在‘抗大’一大队担任政委时深得知识青年学员的爱戴，并以善做知识分子工作而闻名”。期间，在中央开展对张国焘的错误的批判中，他表现出了杰出的政治才能。

　　1937年3月底，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根据会议精神，以“抗大”为中心，开展了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对这场批判，张国焘从一开始就报以抗拒态度。由于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工作多年，一直挂着马列主义的招牌，所以四方面军一些干部学员出于对党的朴素感情，对张国焘还存在盲目迷信，把他当成四方面军的化身和代表，对“抗大”贯彻中央决定，批判张国焘错误的学习产生了反感和不满情绪。当时，在第二期学习的四方面军出身的干部30多人离开学校，准备逃出延安，重回大巴山打游击。事情泄露后，成了“反革命事件”，他们全部被抓起来，关在牢里。毛泽东得知后，下令立即停止斗争，说绝对不能这样干。他不仅看望这些同志，而且给他们讲道理，说明张国焘不能代表红四方面军，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同其他红军的态度是一样的。他亲自去“抗大”对学员们讲话，说中央认为，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这场批判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受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这样，又经过深入的工作，化解了红四方面军干部的对立情绪，使参与事变的同志受到了深刻教育，使他们心悦诚服地认识了张国焘的路线错误，站到了党中央、毛泽东一边来，并在此后的斗争中，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他们的贡献。1938年4月，当张国焘逃离边区、投敌叛变时，只落得孤家寡人，连一兵一卒也没能带走，这也从反面说明“抗大”开展对张国焘的批判是非常成功的。

　　在批判张国焘错误的初期，学员们的思想还比较纷乱。对于怎样看待张国焘，怎样看待第一、第四方面军长征会师后出现的一系列矛盾，有种种说法。胡耀邦作为思想分歧表现十分突出的第一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敏锐地意识到维护中央的权威是极端重要的。他坚定而鲜明地表示长征中毛泽东坚持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张国焘的南下路线与另立中央的分裂主义是错误的。在这起突发事件中，针对在学员中引起的动荡，胡耀邦竭尽全力做好稳定工作，分别同一、四方面军学员谈话，分析是非，要求大家消除对立，团结一致，在毛泽东领导下干革命。胡耀邦经过这场斗争的洗礼，从事件的圆满解决和他此后工作任务的加重来看，他无疑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发挥了相当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