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6年5月，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成员郝国胜曾在本刊发表《三峡文物保护回眸》一文，披露三峡文物保护规划出台内情。而今，作为三峡工程的“配套工程”之一，三峡文物保护已随主体工程基本完成而告一段落，并被纳入待批准的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当中。值此时机，作者对三峡文物保护规划和实施两个阶段的成果与启示作出总结，是为本文。

　　三峡文物保护再回眸

　　文/郝国胜

　　三峡文物保护在规划和实施两个阶段均取得了重大成果。开先例的“先规划，后实施”管理模式已成为我国大型文物保护工程的基本管理模式。经过十几年的努力，1000余处文物得到了有效保护，三峡库区文化得到了丰富，一些学术空白得到了填补。

　　三峡文物保护不仅具有保护好三峡文物和将文物损失降到最低程度的实际意义，也具有增加三峡工程文明色彩的现实意义，更具有提高全民文物保护意识的深远意义。

　　先规划，后实施

　　三峡文物保护的最大亮点是采用了“先规划，后实施”的管理模式，也就是先对保护区域的文物进行规划，再按规划的内容实施。其优势是从发展的角度提前对保护工作的内容进行周密的设定。

　　在三峡文物保护之前，“先规划，后实施”的模式还没有在我国文物保护中普遍运用。我国的文物保护一直遵循“抢救第一，保护为主”的方针，对于文物，特别是地下文物一般不采取主动发掘，除对裸露、损坏或人为破坏的进行抢救性保护外，也对基本建设中不能避开的文物进行保护。但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由于国力所限，基本建设规模都相对较小，所涉及的文物也不是很广泛，如涉及到文物，也多以立项的形式保护。系统地进行规划，再按规划内容进行实施的保护模式，还没有先例。

　　三峡文物保护就有所不同了，它是为配合三峡工程的建设而形成的文物保护工程。三峡工程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除进行三峡大坝的建设外，还要建成浩大的三峡水库，20个县区，622.9公里的沿江区域均是水库的蓄水区，也就是淹没区，移民、环保、地质、道路、交通以及文物保护等都是水库建设的基本内容，要完成庞大的建设任务，建立一套科学有序的管理模式非常必要。

　　“先规划，后实施”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由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会同国家文物局根据三峡工程建设需要制定的基本管理模式，切合如下实际需要——

　　按照三峡工程的建设目标，坝区上游的区域将形成1084平方公里的三峡水库，绵延662.9公里的20个县区沿江区域均是淹没区。对于如此大范围的文物进行保护，没有周密的先期规划，很容易出现无序的局面。

　　有着绮丽风光的三峡地区，作为沟通南北、连接东西的文化孔道，保留有大量自远古以来的文化遗存，这些遗存不仅具有不可再生的珍贵性，还蕴含着贯穿中国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古代元素和浓郁的地方文化元素。保护这些文化瑰宝，必须慎之又慎，规划先行的模式是最谨慎的保护模式。

　　由于长期实行的被动型保护策略，也由于三峡地区的交通不畅和经济落后等原因，三峡地区的文物长期处于封闭和不明朗状况。三峡工程开工之际，淹没区有多少文物，文物的具体位置等都没确定。因此，先期探明文物“家底”的模式，适合三峡文物保护。

　　“既对基本建设有利，又对文物保护有利”的双利方针，是我国为配合基本建设进行文物保护的一贯方针，它要求文物保护和建设部门要统筹兼顾，不能顾此失彼。因此，提前制定与工程进度相符的保护规划，有利于三峡工程建设。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人们对文物的认识还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不可再生的珍贵性还没被社会广泛认同。规划先行模式的运行正好为实施阶段的文物保护预留了提高认识的空间。实践证明，在规划阶段出现的文物保护的大讨论，解决了认识问题，一些对文物保护不利的观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一些对文物保护有利的政策得到了初步的确定。

　　总之，“先规划，后实施”管理模式的运用，不仅顺应了三峡工程建设的管理体制，也为三峡文物保护建立了一个科学有序的保护平台，这个平台既有发展的预期性，又有解决问题的时效性，使繁缛复杂的保护工程变成了井然有序的程序工程。

　　在三峡工程运行后，该模式被各大型文物保护工程借鉴和应用，如南水北调工程中的文物保护、大遗址文物保护、大运河文物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中的文物保护和各大城市的文物保护等，已经成为我国大型文物保护工程的基本管理模式。

　　大规划，细描画

　　规划成果主要体现于1993年开始、1996年完稿、2000年批准的《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和迁建区文物古迹保护规划报告》(以下简称《三峡文物保护规划》)中，该报告总计32本、200余万字。

　　《三峡文物保护规划》是在国务院三峡办和国家文物局的组织和领导下，经过众多知名专家学者的指导，在30个文物保护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参与下集体完成，是我国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文物保护规划，它充分反映了我国文物保护的方针、政策、理念，体现了现阶段文物保护的总体水平。其主要内容如下：

　　探明了三峡淹没和迁建区的文物“家底”。《三峡文物保护规划》探明了1282处文物和文物点，其中，地下文物829处，地面文物453处。经评审核查，确定了包括地下文物723处、地面文物364处的文物和文物点为最终保护对象，比规划之前所发现的文物多了近十倍。文物“家底”的探明，填补了三峡淹没和迁建区文物总量长期难以确定的空白，确定了三峡文物保护的基本对象。

　　对淹没和迁建区文物进行了科学的价值评估和保护措施分类。对一些具有填补学科空白和重大历史佐证的文物予以了重点剖析。根据各文物和文物点的价值、保护单位级别、社会影响和保存状况等，依据地下、地面文物的特点，制订了不同等级的保护措施。

　　制订了与工程进度相符的文物保护进度指标。将文物的保护时间和范围按蓄水进度进行规划。对各淹没线内文物所在高程、发掘面积等具体实物数据指标，制订了详细的保护方案和硬性的时间表。

　　对文物保护经费进行了概算和分期投资的计划分割。最初，在没有摸清文物状况下，文物保护经费被暂定在3亿元以内。经过调研和科学核算，文物保护经费大大超过了3亿元的框架，其增加的部分主要来自新发现的文物。在对具体项目的投资规划中，制订了以项目定经费、以蓄水进度为投资进度的概算细目，避免了工作进度与经费拨付进度的脱钩。

　　对国家重点保护项目制定了专题保护规划。对白鹤梁枯水水文题刻、张桓侯庙、石宝寨这3处国家级重点文物单位分别进行了专题性的重点规划，分别制订了兴建水下博物馆、整体搬迁、原地保护的方案意向。

　　制定了《地面文物保护规划经费概算细则》。按文物建筑、古石刻、古桥梁等分类，以搬迁保护、原地保护(含异地复制)、留取资料为主要措施的概算文本，填补了我国地面文物保护缺少经费核算依据的空白，为进一步规范全国地面文物保护经费的计算标准，出台适合我国地面文物保护经费的概算依据文本奠定了基础。

　　编制了民族民俗文物保护规划。当时，人们对于民族民俗文物的认识还没有形成文物的概念，更没有形成保护意识。三峡民族民俗文物保护规划是我国第一部对民族民俗文物制定的专题保护规划，有着预期的前瞻性。如今，民族民俗文物已被提升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得到了重点保护。

　　制定了博物馆建设的发展规划。规划部门从促进三峡文化事业发展的角度，将文物再利用的问题进行了预期规划，规划出以重庆三峡博物馆为核心、以发展三峡库区博物馆建设为覆盖的博物馆建设规划。这项规划对三峡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和启示作用。

　　1998年，规划组根据专家论证会的意见对《三峡文物保护规划》作了相应的修订与补充，剔除了民族民俗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建设两个项目的经费数额，改为建议另行立项，另行筹措资金。此外，还调整了部分文物的保护方案和保护等级。

　　尊重科学、力求实际是制定规划的总原则，妥善保护好文物，将文物损失降到最低限度是规划的发展目标，一些创新思想和改革思路蕴涵在了规划之中——

　　翔实的文物普查，填补了三峡淹没和迁建区文物总量和文物状况不确定的空白；可行的保护意向，基本达到了“最大程度地抢救，力争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的效应；合理的经费概算和投资计划，确保了将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众多科研机构的参与，开创了我国考古学、建筑学、民族学以及水下考古、航空考古、地质勘探、地理测绘、生命科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文物保护规划先河；文物工作者的齐心努力，提高了文物工作者的业务水平和素质，使一大批专家学者脱颖而出，为实施阶段的顺利开展奠定了人才基础；成功的规划之举，为我国文物保护积累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保重点，填空白

　　在1997年开始的实施阶段中，遵循三峡工程整体上的管理体系，三峡文物保护实行“中央统一领导，分省负责，县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出台了相关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安排了分水位、分阶段、“倒计时”的计划，从政策和制度上对三峡库区文物保护的进度、质量、资金使用、验收、技术、档案资料等进行了规范管理。

　　在具体实施中，采取了项目法人制、工程招投标制、项目合同制、工程监理制和质量终身责任制以及竣工验收、财务审计等制度，实行了综合监理。

　　这一管理体系将繁缛分散的保护工作，纳入到了规范的程序中，营造了可控、可视的健康环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文物保护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体现了管理者的责任意识和管理水平。

　　十几年来，经过百余家文物保护机构和大专院校的上千名文物工作者的努力，1000余处文物得到了有效保护。目前，地下文物的发掘工作已全部完成，地面文物除有少量复建项目外，其他保护项目已基本完成。具体包括：

　　——初步构建了完整的三峡文化历史序列。在文物保护的具体措施上，根据各文物点的不同特点，有重点地对高家镇、烟墩堡等60余处旧石器遗址进行了发掘，建立了十万年以来旧石器文化的年代框架，填补了三峡地区缺少旧石器文化遗存的空白。

　　发现了哨棚嘴、魏家梁子等文化遗存，将瞿塘峡以西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年代推至距今七千年以前，填补了渝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空白。

　　通过对巴人遗址、墓地的发掘，了解了从功能布局到建筑、冶金、盐业、窑业等多方面的历史信息，打开了研究巴人历史文化的神秘之门。

　　通过对大量墓地、遗址的发掘，极大丰富了自夏商周以来三峡库区的考古发现，排列出了完整的三峡文化序列，为研究三峡地区文化发展、文明进程、环境变迁、社会状况的演变积累了大量实物资料。

　　——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据不完全统计，三峡库区已出土文物24万多件(不含重庆库区18处未整理的文物点)，其中有6万多件属于较珍贵文物，它们除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外，还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如：在奉节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磨制钻孔石铲，反映了距今大约5000年前后峡江地区新石器时代娴熟的石器加工技术水平。在忠县乌杨镇出土的汉魏时期的乌杨石阙，是目前我国唯一一件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石阙。在涪陵出土的战国玉觹，是古代玉器中的精品。在开县出土的南宋粉青凤耳瓶，器型完整，釉色纯正润泽，是我国南宋中期青瓷的代表作。在云阳旧县坪遗址出土的汉代景云石碑，有清晰隶书碑文13行367字，在存世不多的汉代石碑中，是文字最多、文字最清晰的汉碑精品。

　　——保护了大批历史文化遗产和遗迹。三峡地区是人类活动较早的地区，一些珍贵文化遗存，反映了人类在三峡地区活动的方方面面。如东汉时期的石阙和唐、宋、元、明、清的摩崖造像、碑碣、诗文题刻等，均是珍贵的文化遗存，具有很高的研究和观赏价值。白鹤梁枯水水文题刻除具有“水下碑林”和“世界第一水文观测站”之称外，还是研究长江水文变化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目前，对于长江百年、千年一遇枯水最低水位线的划定，仍以该题刻的水位标志为依据。大宁河栈道等数处古代栈道、纤道，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古代航运遗迹，是研究和了解古代峡江地区航运及交通运输、社会状况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云阳的白兔井等一大批盐井，记录了当地千百年来的盐业发展史。

　　——对一些重要文物进行了重点保护，对一批古民居和古建筑进行了集中复建。白鹤梁水文题刻、张桓侯庙、石宝寨是三峡地区最著名的文物古迹，也是三峡地区最早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它们地处淹没区，是重点保护对象。

　　在对瞿塘峡壁题刻的保护中，成功地将题刻进行了加固和钢网护罩处理，对重点题刻进行了切割搬迁和升高复制。

　　位于巫山县的大昌镇是一座保存完好，生活气息浓郁的古镇，为使这一古镇永久保存，采取了整体搬迁的方式，搬迁后的古镇基本保持了原建筑体例和原街景风貌。

　　在丰都、云阳、忠县、巴东、秭归等县，兴建了文物保护复建区，一些富有地方特色的古民居、古建筑、古寺庙等已统一迁入。目前，这几个复建区的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待绿化、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完成后，将对社会开放，公众可零距离地体验古代的风情环貌。

　　——一大批文物或文物点被确认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对三峡文物进行保护的初期，三峡库区仅有白鹤梁水文题刻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通过对三峡库区文物的保护，以云阳张桓侯庙，忠县石宝寨、丁房阙、无铭阙，奉节白帝城，秭归凤凰山复建区等为代表的文物，其价值得到了充分开发和认识，被国务院确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文物保护单位级别的提升，加大了三峡文化事业发展的优势。

　　在对三峡库区文物实行抢救性保护之前，人们对三峡文物的了解仅限于旅游风景区的地面文物，对于三峡文化的博大精深，对于源远流长的三峡文化底蕴，了解甚少，甚至对长江流域也是人类发源地的说法都存有争议。如今，通过对三峡库区文物的保护，通过保护中取得的成果，人们对三峡文物有了更深的了解，对三峡文物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更加感兴趣，对长江流域也是人类发源地的说法更加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