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时为民国元年，在日本留学的王国维挥笔写下了一首《蜀道难》。起首即悲叹：“对案辍食惨不欢，请为君歌蜀道难。”中间介绍这个死者：“开府河朔生名门，文章政事颇绝伦。早岁才名揭曼硕，中年书札赵王孙。……开府此外无他娱，到处琳琅载后车。”描写其死难经过则曰：“提兵苦少贼苦多，纵使兵多且奈何。戏下自翻汉家帜，帐中骤听楚人歌。楚人三千公旧部，数月巴渝共辛苦。朝趋武帐呼元戎，暮叩辕门诟索虏。”

　　王国维要悼念的，就是一年前被刚刚覆灭的清王朝任命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不久即死于兵变，连头颅也被士兵装在盒子里送往武昌请功的端方。从诗中可以看出，王国维对端方的评价很高，把他比拟为元代著名诗人、学者揭傒斯(字曼硕)和杰出书画家赵孟頫(赵为宋宗室之后，故称其为“赵王孙”)，说他出身名门，文章政事绝伦，又好风雅，仕途之余唯嗜藏书画古董。发动兵变，乱刀砍死端方的是随其入川弹压四川保路运动的湖北新军，而端方曾任湖北巡抚，所以，他所带的“楚人三千”实为其“旧部”。这些旧部早晨还到端方帐前拜问“元戎”，晚上就骂他“索虏”(南北朝时南人叫北人为“索虏”，清末汉人亦以此称满人)了。字里行间，透出王国维很深的感慨。

　　辛亥革命的“种族革命”成分极浓，入民国后的王国维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首诗？

　　其实，他与端方的关系远说不上深厚。王国维于清末受罗振玉之邀，曾执教于以紫阳书院为基础创办的江苏师范学堂，当时两江总督正是端方。我没有看到二人直接交往的文字资料，但考虑到王国维和提携他的罗振玉，与端方一样都对古器物有着相同的嗜好，而罗振玉一直又为端方所器重，所以从情理上讲这三人应该有学术切磋的机会。更重要的是，王国维毕生致力于文化和教育，而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对江苏新式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想必也是王国维怀念端方的一个原因。

　　四川保路运动是点燃辛亥革命的导火索，由于鄂军被急征入川，导致武昌空虚，才有了武昌起义出人意料的成功，孙中山就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作为出面负责弹压“起义”的清廷大员端方，就这样以一个可笑的角色在历史中定型了。王国维居然为因对抗革命而丢了脑袋、丝毫不值得同情的端方写悼诗，未免太不合时宜。世人多谓王国维学问精深而思想落伍，他在入民国后还悼念一个满清贵族官僚，似乎又是一个表明其“思想落伍”的现成好例。

　　不过，平心而论，端方在晚清政坛上倒不失为一个奋发有为的人物。他是旗人中的才子，博学能文，酷爱结交名士，在封疆大吏的位置上，又力图振兴，变革政治，是清末主张宪政的要角，当时曾被西方观察家认为是中国“最优秀最开明的政治家之一”。2007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海林教授的《端方与清末新政》，这是大陆第一本客观、深入研究端方的专著。张海林在书中列出了“端方在新政活动中的诸多第一”，仅文化教育方面的成绩就有：1902年，端方在湖北巡抚任上创立湖北幼稚园，此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现代幼儿园；1902年，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合奏清廷，建立湖北图书馆，此为湖北第一个现代公共图书馆；1905年，在湖南巡抚任上开办湖南第一个公共图书馆，端方派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批女留学生20人赴日本学习，举办湖南历史上首次体育运动会；1907年，在两江总督任上，饬令南京各学堂举行运动会，此为南京历史上第一次全城学生运动会，又创办江苏第一个现代公共图书馆，创办南京最早的官办外语学校；1908年，创办两江最早的法政学校、商业职业学校……

　　诗人气质浓郁的王国维为这样一个人物写一首悼诗，看来是情理之中的。后来王国维自沉，原因众说纷纭，不论真实情况如何，其情感和倾向，在他悼端方的诗中，其实早已透露无遗了。

　　黄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