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以史为鉴,避免历史重演。”在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重庆大轰炸大隧道惨案69周年之际,日前,在三峡博物馆,研究重庆大轰炸的两位专家王川平和潘洵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为读者解读重庆大轰炸及最新研究成果。
解读
市民成了轰炸对象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名誉馆长王川平称,由于重庆是抗战时期中国的战时首都,1938年至1944年,侵华日军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实施疯狂的战略轰炸。其中,1939年、1940年和1941年这三年最惨。1944年,日军还对重庆周边的梁平、万州等地进行轰炸,企图以此迫使当时的国民政府投降。
重庆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西南大学教授潘洵说,重庆大轰炸的性质是无差别轰炸,即不分军用、民用目标,同时把市民作为轰炸对象。包括学校、医院、教堂、外国驻华大使馆等,都成为侵华日军的轰炸目标。侵华日军还大量使用燃烧弹,致使以木结构为主的市区建筑大部分被烧毁,损失巨大。
至少上万市民死亡
“伤亡人数有不同的统计数据。”王川平说,以1941年6月5日日军制造震惊中外的“六·五”大隧道惨案为例,从日军战报反馈信息看,因日机轰炸,市民在大隧道内窒息死亡1万多人,国民政府统计为600多人。目前,从最近研究的成果来看,重庆学界较一致认为,大隧道惨案死亡人数不低于1000多人。
潘洵讲,重庆大轰炸总的伤亡人数没有统一的数据,有的资料记载是2万多人,也有5万多人。据《民国大事记》中提及,重庆大轰炸死亡3万多人。
重庆作陪都是正确的
“把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是正确的。”王川平称,当时,洛阳、贵阳、西安、成都和重庆都是战时首都的候选城市。最终,重庆之所以能成为战时首都,除了有山有水,还有一个承受能力,即重庆的近代工业是西部地区最发达的,也是近代企业入驻最多的城市,产业和政治发展较好,其经济、政治实力能承担全民族抗战任务,同时能完成城市自身近代化发展。
王川平说,现在看来,4个直辖市中另3个在当时都沦陷,唯独重庆没有,足以证明当时的决策是正确的。
讲述
藏身防空洞7天7夜
“躲防空洞是当时最常见的事。”王川平说,为应对侵华日军的轰炸,重庆到处都在挖防空洞,以供老百姓躲避,也有市民挖私人防空洞。其中,1941年8月8日至14日,为躲避日军每6小时进行一次的轰炸,重庆市民躲在防空洞长达7天7夜,连觉都不敢睡。
王川平透露,抗战时期的中央大学有一校规,防空警报下,如有学生三次没进防空洞就开除,足见当时防空洞在市民生活中的普遍性。
修建火巷应对轰炸
王川平说,为应对日军的燃烧弹,国民政府和老百姓在市区修建了很多火巷,把房屋分隔出来,希望以此避免房屋全被烧毁。可惜火巷作用不大,大部分房屋仍被烧毁,导致市区四分之一的地方成为废墟。
点太平灯为路人照亮
潘洵说,当时轰炸后,市区很多地方都没电,许多老百姓点亮自家油灯放在家门口或路边,为路人照亮,人称“太平灯”。重庆市民还开展一元钱献金运动,捐钱让国民政府购买飞机等,还开展了捐书运动,给前线战士捐衣等活动。
纪念
编撰抗战丛书100卷
王川平透露,日前,有关部门已批准重庆开展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重庆打算用大约5年时间,把研究抗战文化的成果转化成关于大后方抗战历史文化研究丛书100本,并出版。“分为三类。”王川平介绍,第一类是基础类,共40本,汇编了当时的档案、文献等资料。第二类共40本,主要是研究类,包括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第三类是普及类,共20本,为老百姓而写,语言通俗,图文并茂。
王川平说,目前,第一本书已在编撰中,书名为《英雄之城——大轰炸下的重庆》,以图片为主,已编至二稿,争取在10月份出版。届时,借三峡博物馆与台湾地区相关部门联合举办展览之际,将此书带到台湾地区。
已确认5000死难者名单
潘洵说,尽管寻找大轰炸中死难同胞有名有姓的名单很难,但这项工作一直在开展。由志愿者、文史馆工作人员等组成的调查组,通过重庆档案馆、西南大学档案馆等提供的一些档案来寻找,尤其以发放抚恤金名单来获取死难者名单。
“具体的死亡名字、死亡地点或住址。”潘洵称,按这一原则,现已找到5000多人,这些死难者主要集中在市区、合川、江津和北碚。将来建立大轰炸死难同胞纪念碑,将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碑上,同时预留一块空白,以不断补充以后寻找到的人名。
建“五个一”面向世界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王川平建议,挖掘抗战资源要面向世界,面向人类,应有“五个一”:即一座中国抗战博物馆,一个胜利广场,一个纪念碑,一个世界和平公园及一个胜利日。至于抗战胜利日定在什么时间?可给出8月15日、9月2日、9月3日等,让全国人民选择。
弘扬重庆人民的抗战精神
潘洵说,过去研究较多的是日军暴行,现在,还应多研究重庆人民的抗战精神。侵华日军的大轰炸,非但没能让重庆人民屈服,反而“愈炸愈强”。面对敌人的入侵,重庆人民表现出来的抗战精神、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都值得我们研究和弘扬。
潘洵表示,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不是为了延续仇恨、屈叫苦难,是以史为鉴,避免历史重演。
学者披露重庆大轰炸鲜为人知的故事
800学生二胡齐奏抗战歌曲
昨日,我市各界悼念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死难同胞仪式现场,《重庆城市发展史》研究室调研员、66岁的赵大斌告诉记者,受中国重庆三峡博物馆委托,从2001年起,他开始研究重庆大轰炸,当年写出了2000多字的调查报告。2006年至2008年,他走访了200多位受害者或家属,掌握了大量侵华日军轰炸重庆的证据。
黑石子成“万人坑”
“大轰炸的死难者到底埋在哪里?”赵大斌说,他找到当年抬尸体、埋尸体的人,对抬尸体的方式,在什么地方埋,怎么埋等,进行了详细了解。他说,大轰炸中,80%的死难者都埋在黑石子,“六·五”大隧道惨案所有死难者则全部埋在那里。所以,黑石子是侵华日军对重庆实施大轰炸的重要证据之一。
为了应对日军的大轰炸,当时的国民政府和重庆人民想出了许多应对办法,除了大量修建防空洞,每个山沟都有兵工厂负责生产武器,还把市民疏散到市区周边各个地方,以躲避轰炸。
即使遇难也要挂国旗
赵大斌说,当时,兼善中学把校址搬到山上,搞了一个800人的合奏队,800名学生手拉800个自制二胡齐奏国歌及抗战歌曲。
1939年,求精中学师生不愿悬挂美国国旗躲避轰炸,要求校长挂上中国国旗。“即使遇难,也要坚持挂中国国旗。”一位幸存者说,有位参加火烧圆明园的英国老兵一直很后悔,就把4个儿子带到中国传教。抗战时,其中一个儿子在重庆广义中学当校长。
记者 汪云剑 周舸 实习生 方雪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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