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与买家

　　曼海姆、默顿等人创立知识社会学，研究知识和社会的相互作用，认为学术道艺等精神产品的生产，也包含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而其中，交换最重要。道理很简单，作品没销路，作家没饭吃。

　　在古代中国，政府是知识分子才艺的最大买家。故明代凌濛初在《二刻拍案惊奇》中说:“朝廷若也开科取，未必无人待贾沽”；元代高明在《琵琶记》中也说:“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据《论语·子罕》所载，孔子一直在“待价而沽”，而各国诸侯，则是他预期中的大东家。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自然紧密，政府的好恶难免影响读者的消费偏好。黄苗子在《野史杂闻》一书中就提到，宋代文豪苏东坡早年在开封首都当京官，受到太后、皇上宠任，红得发紫，他的诗文遂获得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热捧。那时流传一句口头语:“苏文熟，啖羊肉，”意为把苏东坡的诗文背熟，就可以吃到羊肉。东坡有一位朋友姚某，十分贪馋，常常借故给东坡写信，叫仆人等着回信，回信到手，便拿去卖了，可换得羊肉数斤。但后来苏东坡因得罪小人，遭到横祸，连连贬谪，名字还刊在“奸党”碑上，“点名批判”。“批苏”运动一来，士大夫又纷纷诽谤苏文，说他不但毁谤朝廷，而且文字也不通。从此，“苏文熟”的不仅休想“啖羊肉”，而且还极有可能“进牢狱”了。

　　有些诗人的作品，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之外也拥有读者群。如白居易，写诗力争做到“老妪可解”，加之十分关切民间疾苦，故深为广大劳动人民喜闻乐见。据中外文献记载，白居易的诗文，在朝鲜和日本，也大受欢迎。当时朝鲜的宰相，只要有白诗问世，就不惜以百金购得一篇；日本的嵯峨帝、醍醐帝和诗人兼书法家菅原道真，也都是白迷。白诗作为唐代中国“软实力”的一部分，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但细想起来，白居易的身份是官，最高曾做到宰相，写诗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且当时又不大讲究知识产权，作家一般都拿不到版税，故他的收入，主要还是靠政府。

　　在宋代，有一位基本不靠政府供养的诗人，那就是柳永。柳永一生不得志，晚年中了进士，当过屯田员外郎中一类小官，“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柳永的知名度很高，连西夏也“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当时的《高丽史·乐志》也载他的《雨霖铃》等词，故《后山诗话》中说柳词“天下咏之”。柳永赖以为生的“稿酬”，主要源于妓院。当时乐工制出的新曲，都纷纷请柳永填词；柳永和许多歌星、乐妓都是平生知己。柳永命运坎坷，都怪他惹恼了皇帝。有一次考试，宋仁宗看到他的名字说:这不是写“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三变吗？他且去浅斟低唱好了，何用浮名？此后柳永每有新作，均称“奉旨填词”。可见，柳永把作品兜售给妓院，甚至对人生多少抱些自暴自弃的态度，也是出于无奈。宋代对读书人比较宽容，文风也盛，在皇帝身体力行的影响下，妓院很普及，妓女的素质也高，多娴熟吹拉弹唱。这些，无疑都对柳永构成利好。而若他生在别的朝代，恐怕就没有这般幸运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日趋多元，大众越来越成为作家的衣食父母；读者欣赏，足可令作家成名并致富。余秋雨就很典型，当年他的历史散文，如《文化苦旅》，如《山居笔记》，以空灵、细腻的手法和杰出的洞察力对某些历史片段予以生动形象的艺术再现，名扬天下，其本人也因版税收入可观而荣登中国作家财富榜。

　　然“成亦萧何，败亦萧何”。众所周知，对文化名人而言，博客是传播思想、展现学识、掌握公共话语权、提升自身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平台，不久前，余秋雨先生将其在新浪、搜狐等个人博客上的所有文字、图片和评论一并删除。大师一生气，后果很严重。关闭博客，标志着余秋雨与网民的分手，也标志着他被网民彻底抛弃。与读者弄到这般势不两立的程度，主要原因在于余秋雨成名后逐渐被头顶上的一系列“文化学者”、“大师”等封号所陶醉，过于高调和张扬。借用网络语言，犯了“三宗罪”:首先，愧对读者，实不该将今日的一些要求高的读者与苏东坡时代士大夫阶层中以“拒绝、糟蹋、毁坏”“超越时代的文化名人”为乐的小人混为一谈，对他们的挑剔、指瑕和批评充满傲慢与偏见；其次，愧对灾民，实不该既声称“大爱无疆”，又“含泪劝告”，复又陷入说不清楚的“捐款门”；再次，愧对拆迁户。如今野蛮拆迁已是人神共愤，他却撰写劳什子“碑文”褒扬......结果，在网民的一片叫骂和声讨中，只好“拣尽寒枝不肯栖”了。

　　尽管如此，我依旧希望，以今日苏东坡自诩的余先生最终能够像当年苏东坡冲出重围那样，“在经历这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后，再次使艺术才情获得蒸馏和升华。”

　　李文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