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规定,全国中小学都要按照生均15到40册书标准配备图书馆。不少地方,校长和老师的“选书权”被收归教育局,“有些县居然是‘一二三把手’在管进书那点小事。”一个领导给一个县委书记打招呼,把某某的书关照一下,甚至有些官员还因招投标掐起了架。
好书被挡在门外,“下三烂”书登堂入室,权力和利益之手搅乱了图书馆,污染了书。
一劈两半的高价畸形书
9月初,宋一柯接到出版社通过物流公司运来的20大包样书,他吃惊地发现,自己写的一本书居然摇身一变成了薄薄的两本书,上下册。掂在手里,轻飘得不真实。整个书也比正常的小一号。纸张粗劣,装订歪斜,简直像小学生练习册。
这是书吗?他笑了起来。再看定价,两册55元。他打电话问编辑,编辑说是北京面向市场的“编辑”,把它一劈两半。因为“劈”得太麻利,好似带着白生生的茬子,下册连目录都没有,开门见山就是文章。
原稿不到20万字,却在版权页上标注“40万字”。宋一柯想,这不是睁眼说瞎话么?
两年前,交出书稿时,宋一柯对一本文学类的名家访谈书能否走市场一直怀疑。但编辑让他“放心”,说他们有办法。
这么完全离谱的定价,卖给谁?宋一柯觉得很奇怪。编辑说,不走“市场”,“5000套全下到图书馆了。”那20包的500套书是给他顶稿费的。编辑让宋一柯把书再运给他,发到图书馆里给他“变现”。
宋一柯很愤怒,这“垃圾书”既不好意思送给他访问的作家留念,也无法赠给朋友风雅一番,再卖给图书馆,继续害人吗?“垃圾书为何这么轻易流入图书馆?”宋一柯很好奇。
给宋一柯做书的“市场编辑”袁彪,凭灵敏的嗅觉,是2004年最早转向给图书馆供书的书商之一,行话叫做“馆配”。
馆配业务和上世纪末开始的全国“普九”、“双基”达标息息相关。据教育部规定,全国中小学都要按照生均15到40册书的标准配备图书馆,不达标者,一票否决。
于是,全国各省、市、县政府都设立了中小学馆配图书招投标中心,由政府掏钱替学校配备图书馆。据统计,地方大学图书馆一年一般300万元的采购经费,到了“211工程”验收时,会增加到400万元。
从2004年开始,南方某中心城市的公共图书馆的图书采购权被收到市政府,由政府招投标中心负责,每年3000万元图书馆运转经费,用于图书采购的大约1000万元。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授刘兹恒注意到,某所大学招标委员会是由图书馆馆长、财务处处长、审计部门主任、物资处负责人等组成,图书馆采购人员只占了五分之一,“领导们”不熟悉图书馆资源,往往会把价格摆在第一位。
为了抢这个大蛋糕,全国581家出版社有250家左右在北京设立办事处。袁彪负责的这家外省出版社的驻京办,每年能出700本书,全都投到了火热的馆配市场。
伸进小书里的权力大手
利益争夺之下,不少地方,校长和老师的“选书权”被收归教育局,甚至有些教育局都没权选书,让转战南北投标的袁彪惊叹的是,“有些县居然是‘一二三把手’在管进书那点小事。”每次招投标回来,袁彪都能带回许多“秘闻”。
有一个主管购书的县教育局副局长出差了,另一个副局长就趁机把“事”给办了。“事”还没完,那个副局长回来了,说,不行,这事是归我管的,得重新招标,结果,他给了另一个人,两个副局长从此结仇。
有的地方县招投标中心主任和教育局长互“掐”起来,教育局长不愿拿去招投标,说十几万不是大数,又不是财政局的钱,招投标中心主任说,那也是公款。
袁彪有一次在一个县中标了,但最后退出来了。他给的价格是10万元,县教育局长当场就不高兴,“别人最低报价都15万,你怎么才10万元,是不是盗版书?”他找到县财政局副局长兼招投标中心主任,主任给教育局长打电话,招投标的结果是合法的,必须执行。后来,袁彪给教育局长打过几次电话,局长说,“我就不信查不出你的毛病。”袁彪也心虚,不敢保证没一点问题。他估计局长收了别人至少5万元回扣,他不敢多纠缠,交的1万元投标押金也没拿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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