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某“工读学校”:即使父母放弃,还有老师的爱

　　作为教育转化“问题学生”、矫治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专门学校，工读学校在义务教育中扮演着特殊角色，其地位不可或缺。可是，虽然工读学校的教育对象和教育管理模式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囿于社会与家长的一些根深蒂固的“成见”，工读学校仍然面临着诸如“招生难”、校外延伸教育欠缺等一些发展中的困惑，其社会地位与功用未能充分体现出来。

　　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是，近些年，由单亲家庭、留守家庭、网瘾、独生子女、流动人员子女等引发的中小学生教育问题越来越突出。教育的发展、家庭的未来、社会的和谐，都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工读教育这一特殊领域，让“工读学校”发挥出更大作用。

　　消除“偏见”——

　　这里不是“打架大王集中营”

　　位于省会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郑州市第九十九中学不太好找。听说省报记者来采访，校长夏启超热情地迎了出来，并戏称，自己“是一个不太有机会和记者打交道的校长”。

　　确实，在公众的关注视野中，第九十九中出现的频率比较低。只有行内人才知道，这所中学其实就是原来的郑州市工读学校，是河南省第一家工读学校，也是省内仅有的两所公办工读学校之一。

　　改名为第九十九中，源于工读教育理念的转变和生源方面的实际考虑。夏校长告诉记者，原来“工读”的概念是“半工半读”，带有强制性质；接收的学生打架斗殴等暴力行为的比较多，因此有人称工读学校是“打架大王集中营”。“现在则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现在的工读学校已成为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转化‘问题学生’的专门学校，且来校实行三自愿原则：学校、家长、孩子都同意了才能来，来了学籍仍保留在原校，不良行为矫治好了随时可回去；

　　“其次，没了‘工’这块内容，学校和普校没什么区别，就是实行寄宿制，管理更严格；

　　“第三，生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像网瘾、逃学、旷课等一般不良行为和心理偏常的孩子也到学校来矫治。总之，工读学校已越来越人性化，早已不是什么‘打架大王集中营’了。”夏校长说。

　　为了摆脱社会上对工读学校的种种成见，争取更多家长和学生的认可，郑州市工读学校前年正式更名为市第九十九中学。而我省在洛阳的另一所工读学校也已更名为“旭升中学”；在外省，各地的工读学校基于类似理由都已纷纷改名。

　　但令夏校长等工读学校校长忧虑的是，改名后的生源并没有太大起色——现在第九十九中的学生不足100人。“问题的关键在于，生源少并不意味着社会上的‘问题少年’少了，相反，这几年，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率是呈上升趋势。”夏校长说。

　　那些“问题少年”都去哪儿了呢？据夏校长分析，有的仍留在原来的普校，有的则已流落社会——“真正到我们学校矫治的可能只有一少半人。”

　　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比例，而夏校长认为，其中症结仍在于社会的偏见与家长的疑虑——“有些家长对工读学校还抱着老看法，总害怕孩子到这里了更学不好；另一些家长则出于爱面子的想法，羞于让孩子上工读学校。有些孩子在原校问题比较严重，家长不得已送过来，但也只是先上着，联系好新学校就把孩子转走了。”

　　生源少而流动性大，使得工读学校的社会作用难以得到充分发挥。而据第九十九中的调查显示，那些被匆忙转走的孩子到新学校后容易“旧病复发”，再次被送来；那些出于家长意愿硬留在原校的问题孩子，因为“病根”不能有效解决，遭遇学习成绩、心理、行为上的多重困扰，有的长期学习垫底失去自信；有的用逃学、旷课、泡网吧等逃避现实。从这一点看，家长的所谓“爱”和“面子”反而害了孩子。

　　用“心”感化——

　　即使父母放弃了，

　　还有老师的爱与责任

　　那些被父母送来的“问题学生”，有的背负着父母的殷切希望，有的则已让“恨铁不成钢”的父母“无能为力”了。一些父母甚至采取了逃避、放弃的态度。在郑州市第九十九中学，老师们有时会听到当父母的这样“请求”：“我能不能这星期不接孩子走啊？”或：“我能不能把孩子在这儿放上一个学期？”

　　确实，其中有的是具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孩子。初一或初二送过来，正值成长的敏感时期，仅靠初中段的工读教育，矫治好他们不容易。但对于这些老师们来说，即使父母放弃了，他们也不能放弃，因为在他们身上，有老师的爱与责任。

　　陈晶是其中一位年纪不大的“老教师”。在她看来，“如果没有一颗爱孩子的心，就不能胜任工读学校老师的工作。”“而只有真正走进孩子的世界，理解他们，才能真正去爱他们，帮助他们转化、矫治。”

　　怎样用心感化孩子，让他们感受到老师和学校的温暖，从而愿意配合矫治？陈晶说，一个小的细节是，每晚检查寝室的老师都会像妈妈一样挨个问孩子们：“今晚洗脚了吗？”至于学习上，他们学校采取的方法是，在普校教材的基础上适当的“减缓坡度、降低难度，分层次教学”，让那些来自普校的差生在这儿也能听得懂、坐得住；成绩稍好的孩子则能得到提高的机会，不耽误他们将来考高中。

　　她的同事、心理学老师鲁泉对此有相同的感受。他说自己在学校做了个统计，结果发现，有80%的孩子都来自单亲家庭或类似单亲的家庭——“每一个问题孩子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个问题家庭。这些孩子缺乏家庭的温暖，更需要被关爱；而他们身上的问题，家庭、社会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身为班主任的鲁泉至今记得学生代强的故事。代强在父母离异后跟着母亲，母亲后来重组了家庭，忙于做生意，继父与代强的关系则一直不好。也许是长期被忽视，就在代强初二开学后转到鲁泉班上不久，他做出了一个惊人举动：将家里所有值点钱的东西都卖了，怀揣卖得的几千块钱，离家出走。直至三个多月后，鲁泉和其父母才在一个黑网吧里找到了代强。

　　“当时的代强满头黑灰，因为长期打游戏不动，大腿内侧都烂了。”鲁老师回忆：“他的父母一看就对我说，你把这孩子带走吧。这孩子我们不要了。”

　　鲁老师把代强带到了澡堂。没人愿意给这个肮脏的孩子搓背，鲁老师给搓；之后，他将孩子带回了学校。此后，只要周末他不走，他就会带代强出去转转，给他买点吃的，和他谈谈心。代强虽然很少说话，但再也没逃过学。

　　刚从普校过来的初二孩子王鑫在工读学校找回了自信。他说，在普校，自己学习成绩不好，越不好越不想写作业，父母气得总是对他“混合双打”，老师也总是把他叫去训话。来到新学校后，学习难度降低了，能跟上了；作业量也少了，现在，他每天都能完成作业。“更重要的是这儿的老师好，不歧视我们。”王鑫说，他想好了，将来要上职校，当一名厨师。

　　发展之“惑”——

　　“留白”的校外延伸教育如何补

　　令鲁泉痛心的是，代强的故事并没有一个完美的结局。那年寒假，代强被父母允许回了家，就在开学前夕再度离家出走，至今，鲁泉再没有他的信息。

　　代强的事让鲁泉感到了身为老师的无奈。“在工读学校，放假对老师来讲是个考验，因为对这些孩子的矫治、转化时间毕竟有限，有时一出校门，这些孩子就‘不当家了’，故态复萌。”

　　怎么阻止这些年少冲动、克制力差的孩子不“故态复萌”？夏校长认为，仅靠学校一己之力不行，还要家庭的全力配合。而一个现实情况是，这些问题孩子的家长很多并没有科学正确的教育方法。因此，“家长学校”对工读学校的家长来说似乎更具意义。但囿于家长观念、时间、投入等种种限制，夏校长筹建多时的家长学校至今未能建起来。

　　另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是，一些孩子看似转化取得了成果，但在上高中或职高后，也会故态复萌。对此，夏校长告诉记者，这正是他们工读学校发展遭遇的一个主要困惑：

　　“孩子大多初一、初二时送过来，初三毕业前回原校，仅靠一两年的时间矫治他们，很多都无法去除‘病根’。 因为初中学生生理、心理发育均不成熟，特别是这些有不良行为的孩子，他们往往心理脆弱、意志薄弱。工读学校的强化管理及法纪教育，暂时可以扼制住这些孩子不良行为的发展，但是对他们不良行为的矫治则需要较长的时间。即使矫治后，也需要有较长一段巩固期，要真正完成对他们的矫治，基本上只有在接近成年以后。”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孩子到一个新的环境，就难免出现“反复”。从矫治他们不良行为的需要上来说，许多业内人士建议，工读教育应延伸到高中，或开办工读类的职业高中，让这些孩子在相对平稳的环境内学到一技之长，将来走向社会后成为一名身心健康的劳动者。

　　此外，工读学校对普校的保障和帮教作用也没有很好体现出来。夏校长认为，普校和工读学校间应开展更为频繁、广泛的交流，共同筑起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防线。而诸如工读学校对问题孩子的教育、转化经验等，对普校的班主任来讲，也应具有非常实用的启迪意义。

　　本报记者 屈 芳 冯 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