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解决教育乱收费关键在于依法问责

　　编辑：今年以来，教育部以及相关部门3次发布文件治理教育乱收费。如此密集地发文，足见教育乱收费问题之严重。教育乱收费为何屡禁不止？

　　杨东平：2000年前后，教育乱收费有政策性原因。当时由于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有的地方由于过度贫困，政府变相鼓励多渠道筹资。但2006年、2007年后，尤其是对西部地区农村学生实行“两免一补”(注：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杂费、免书本费、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后，情况有了很大好转。我感觉，现在北京等大城市以及一些西部贫困地区，宏观上已经解决了教育经费问题。

　　编辑：从我国现实情况看，乱收费比较突出的是择校费。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稀缺以及教育资源的不平衡，择校费是普遍存在的。教育部最近发布指导意见，就是关于治理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费问题的。

　　杨东平：上海就治理得比较好。教委管理非常严，他们有高压线，发现就查处，内部通报过几个校长。所以，据我所知，上海没有交费生，尽管还有“条子生”，但把收费生堵住已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编辑：上海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杨东平：已经好几年了。这就是依法行政的水平问题。

　　编辑：您曾提到，解决教育乱收费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要依法行政、依法执教和问责。能否重点谈一下。

　　杨东平：我认为，2006年的义务教育法对义务教育的规定已经相当明确、清晰了，所有的概念都有了，比如不能办重点学校、重点班，但现在哪所学校没有重点班或快班慢班？这就说明义务教育法从来没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当然，各地的执法水平也不一样。像北京，郊区如密云、平谷、房山等，学校之间就没有显著的差距，资源配置比较均衡，水平都很高，看后让我感到很惊讶。

　　编辑：像这样城里学校水平差异比较大、还普遍存在择校费问题，您认为应该怎么解决？

　　杨东平：按我的想法，国家的法律、教育部的规定都很明确，应坚决取消。这说起来很简单，没有什么很复杂的问题。像上海那样严格查处就行了。

　　编辑：这样的监督、执法，该由什么部门来做？

　　杨东平：第一就是教育行政部门，第二是审计部门。能不能做到一条，让学校公开它的财物？每年收了多少钱、怎么使用的？教育局实际上是很清楚的。现在他们的基本做法是，每个区教育局设个账号，是教育基金会的，让家长把钱打到账号里，不直接交给学校。而且哪个学校的家长交的，都能分辨出来。教育局大概将50%至60%的钱返还给学校，教育局留一部分。教育局每年到底收了多少钱，返还给学校多少，自己从中得到了多少，第一位的是能不能将相关信息公开一下。公开之后，你就知道这个数量相当大。知道这个数量有多大，也就知道了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有多难。

　　编辑：乱收费有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跟中国人的教育理念是不是也有关系？就业竞争惨烈使许多家长更加强化了“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想法，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没有勇气拒绝交择校费的原因。而且，如今中国家长观念中的“起跑线”越来越前移，已经移到幼儿园甚至胎教了。让一个还不会走路的孩子甚至尚未成形的胎儿就开始“起跑”，听起来很荒诞，但这恰恰是许多学校乱收费的社会心理基础。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杨东平：我不太同意这种说法。现在学校收了钱，还说是“家长愿意”。没有家长愿意交这钱。这是“倒逼机制”造成的。

　　编辑：要遏制教育乱收费，始终充当着被“宰割”对象的家长能做些什么？

　　杨东平：家长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倒可以保持一个平常心。其实，北京城区的公办小学就不错，没有必要择校。

　　编辑：现在重点校还是比较普遍吧，北京还是存在重点校的。

　　杨东平：北京(城区)、江苏南京、陕西西安等重点校非常严重，上海、杭州比较均衡。安徽铜陵、辽宁盘锦、山东招远、北京密云等，义务教育资源基本均衡，已取消了择校。

　　编辑：在我们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有些人反映，一些农村地区因撤点并校，乡村学校纷纷关闭，许多农民的孩子不得不去乡镇或县城上学，一些家长也不得不放弃家里的活去作陪读，这成了农民很大的负担。

　　杨东平：一些地方的撤点并校是从方便学校、教育部门的管理考虑的，而不是从方便孩子、农民的角度考虑。

　　编辑：对教育乱收费这种违法行为，如果行政监管部门不管怎么办？

　　杨东平：可用舆论监督。虽然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到，要建立相对独立的教育督导体系，但我们现在的教育督导，许多还是教育局内部的督导，无法进行真正、有效的监督。

　　编辑：我看您的文章里，很多地方都在强调教育的公益性、公共性、公平性等基本价值以及政府对此所应负有的责任。您参与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制定。您认为，政府该怎样对这“三公”负责？

　　杨东平：教育的公益性、公共性、公平性，已成为国家的基本方针。义务教育的公办学校，是政府办的。这种公办学校，就是要保障教育公平。教育公平在任何国家都是义务教育的第一要务。在国外，教育的高质量是由市场来解决的。多年来，我们将培养尖子生作为办学的目标。义务教育要搞重点示范学校，要树典型，要有上层次的学校，这种管理理念已经持续60年。今年颁布的教育规划纲要，理念很清楚，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社会合法公民也写进了纲要，它已成为国家意志。但是做和不做，还没有足够的压力。

　　要鼓励地方教育进行制度创新。教育改革的主动权还是在地方手里。山东省出台了教育问责制，广东最近也有基础教育问责。必须有人去做。

　　编辑：最后还是想请您谈谈对如何治理教育乱收费的看法。

　　杨东平：最重要的是取消违法乱纪的择校费、赞助费、借读费，这是大项，直接影响民生。这主要靠地方政府依法行政。要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和问责机制。监督一靠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二靠教育督导，还有人大等问责机构以及相关部门。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只要地方政府下决心解决就能解决。因为这不是复杂的理论问题，不是知的问题，而是行的问题。当然，监督的重要前提是信息公开。“优质学校”应带头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目前，教育成本、公众对教育的需求都在不断增长，中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如何保障满足需要、不断提高义务教育投入水平，仍是一个大问题。

　　教育乱收费的几种类型(链接)

　　趋利型：一些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或通过订购教材、订购统一校服、推销保险等手段代收费并收取“回扣”，或通过办班补课收取补课费，招收择校生收取择校费，举办重点班收取择班费。

　　转嫁型：政府向学校摊派、搭车收费或通过学校向学生乱收费，迫使或助长学校将费用负担转嫁给学生家庭。

　　生存型：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农村中小学校或经济不够发达的城镇地区学校，政府投入的教育经费不足以维持学校正常运转时，学校依靠向学生乱收费来维持办学的基本需求。

　　发展型：一些学校在没有政府教育经费保障的情况下，盲目扩大办学规模，搞高标准建设，以致无法维持运转，产生乱收费。(嘉宾：杨东平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