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学术造假的代价,正是对后来者最好的警示
解放周末:我们不难从媒体上获知,“重典”之下,学术不端事件仍变得越来越荒唐,甚至一再挑战公众的承受力。为何会出现如此极端的情况?
张颐武:离谱就离谱在确实有个别学者造了假还能获得巨大的利益,而且长期受到保护。
爱因斯坦将学术研究者分为三类,一类是为学术而学术者,这是学界的向往;一类是功利主义者,将学术研究作为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第三类是智力游戏者。我们现在见到的极端个案多是功利主义者,他们将学术研究作为饭碗和跳板,有些人甚至将学术成果当作向政界、商界华丽转身的“晚礼服”。为了这些目的,他们不惜一再降低道德底线,最终走上剽窃、抄袭、腐败的道路。
解放周末:对一些极端的产生,学界本身也难逃其责吧?
张颐武:一方面,过度“量化”的考核标准无形中起到了助推作用,另一方面,在学术共同体内部有时候已经发现问题了,但出于“家丑不外扬”的社群心理,袒护了个别学者的不端行为。
解放周末:学术共同体的缄默实际上伤害了公众的知情权,尤其对某些名不副实的广受公众关注的“明星学者”而言,这种沉默尤为可怕。
张颐武:在有学者触犯底线时,学界的责任毋庸置疑,学者应当有捍卫学术尊严的勇气,但这对公众也是一种提示——首先,不要一抓到学风败坏的学者,就将其所在的学术机构贬得一文不值,这样反而会使得学术机构在曝光学者学风问题时畏首畏尾,失去坦诚,甚至和公众玩起“躲猫猫”;其次,不要因为站出来打假的学者与被打者之间存在私人恩怨,就鄙斥其行为,要知道,在学术论文和著作数量如此之大的今天,如果彼此之间毫无瓜葛,一般不可能去细查别人的问题。
解放周末:只要被查出“硬伤”,不管是谁查为何查,都是一次有效监督。
张颐武:在对学者进行监督的过程中,我们还会发现,一个学者做了再丑陋的事情,如果他没有知名度,是很难引来公众与媒体的舆论谴责的,更不会形成公共议题。而对于“明星学者”,他们本身非常依赖在公众当中的美誉度,他们一旦出现严重的道德瑕疵,被曝光时承受的打击也会更深重。
解放周末:从公众那里获取的越多,偿还的也越多。
张颐武:对,也因为他们对后辈学者和年轻人有着示范效应,这种道德失范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很大。而对这些知名学者而言,一次造假可能意味着断送未来的学术生命,代价也就极其高昂。不过,提高学术造假的代价,正是对后来者最好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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