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出租车的时候，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经常会问司机：“日子怎么样？”
他得到的答复往往是：啊呀，日子倒还好，就孩子上学的问题……
提起教育，仿佛每个人都是专家——这是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委员的体会。他说，现在不光搞教育的关注教育，不同群体、不同个体都在关注教育，而且“每个人都有话要说，有话可说”。从政协提案就能看出来，各界、各组都会提教育问题。
在有关教育的所有方面，都存在截然相反的理念和利益冲突。去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年—2020年)》，为国人描绘了10年间的教育蓝图。还从来没有哪一个专项工作，如此大规模、长时间地反复征集民众意见。但即便是这样制定出来的改革和发展方略，仍然不能令人人都满意。
各方意见最一致的是“加钱”——教育经费投入尽快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4%。这是很多人尤其是教育界多年呼吁解决的问题。据政府有关部门消息，这个问题今年即将画上句号。
但即便是“加钱”的意向，其实也一直有人反对。有相当多信奉“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的经济学者对教改发表意见，头一条就是取消公立学校，把教育完全交给市场。如果非得办公立校不可，也要实行“教育券”制度。投资私立营利性教育的企业家们更是一直为此呼吁。
最近各方意见分歧最大的，则首属大学自主招生。报纸上、网络上已经炒了近半年。
在教育问题上为什么难寻共识？教育为何动辄得骂？
用叶公好龙的态度迎接改革？
“不同的利益群体，诉求不同。我觉得批评多是好事。”钟秉林对记者说，“我们国家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了，越来越多人想接受教育，想接受好的教育，这是好事。我个人倒是有平和的心态。”
最常挨骂的是高考。高考被世人诟病最多的是模式太僵化，“一考定终身”的方法不科学。
后来，高考有了改革，根据每个地域不同的特点，尝试分省命题。批评的声音又来了，甚至远远盖过了对这种探索的表扬。
北京市尝试单独命题，第一年的重点分数线大大提高，被外界批评：在全国一张卷子的情况下，北京重点分数线位居全国后几位，北京故意把题出得很简单，是给自己擦粉吧？
过几年，北京试卷出难了，批评又来了：这是为难考生，难题并不能考察学生的真正水平，不能体现区分度。
自主招生就更是如此。2003年，教育部放权部分高校试行自主招生。很多人叫好，认为自主招生提供了选拔人才的更多元的“尺子”。但同时就有很多人担心：公平性怎么保证？那些试点的名校是不是为了“掐尖”？农村的孩子有机会参与这场游戏吗？
“当改革真正来的时候，我们对它的求全责备太多了一点。”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全国人大代表张志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于这样的改革，人们应该少一点“叶公好龙”的态度。
“我们都呼吁‘不要用一把尺子量所有的孩子’，但是当我们多了几把尺子的时候，我们就反对它，说这个可能有社会不公问题，可能有腐败问题，可能选不出所需要的人才。有一些批评，我认为是非理性的。”张志勇说。
张志勇指出，应当注意到，社会上很多人也在倡导教育改革，但是如果按照他们的改革方案走下去，反而可能会导致倒退。
“现在的环境真是太不好了。”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济顺委员说，各校都处在摸索阶段，探索高校的招生自主权，探索中学的办学自主权，但是还没探索多远，大家就纷纷指责。
“自主招生是一种探索，总要给时间慢慢地找到一套或者几套办法。如果不改革，还是按照既定的高考走下去，这个指挥棒的消极作用永远也不会消失。” 她提醒说，理想与现实总是有差距的。
不要提过高期望来讨好公众
张志勇代表承认，人们批评教育，首先确实是因为教育自身有不足之处。
“教育改革最大的阻力，是我们管教育的人。是为了孩子健康成长打基础来办教育，还是为了政绩来办教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此，张志勇提出，首先要解决党政官员的“教育政绩观”问题。
张志勇对记者说，有些教育工作者认为，所谓“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就是让每个孩子都能升入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这可能吗？
在葛剑雄委员看来，这些年的教育改革，很大的一个缺点，就是政府给百姓开的支票太多，造成大家期望值太高。这样一来，大家都会感到失望。
他举例说，“纲要”提出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这个目标即便实现，公众也不一定会满意。当毛入学率真正达到40%，如果教育质量得不到保证——比如现在有些大学恐怕连重点高中的水平都没有——到时候升大学不是问题了，但都挤着升到名校，能满意吗？
“教育的改革要积极推进，但是千万不能用过高期望讨好公众。”葛剑雄委员说。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柯杨委员说：“我觉得这几年有个困惑。我们看到，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上有改善，毛入学率也有提高，但我看到周围的年轻学子，总体来说不是特别高兴，好像教育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很多。”
“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中国人的心智是不是真的通过我们下了这么大工夫的教育，得到了挖掘？”柯杨说。
张志勇说，有很多校长、家长总想教育孩子做“人上人”，对孩子有形无形、有意无意地灌输“知识改变命运”，改变所谓“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不做农民，不做工人。这是什么样的教育价值观？鄙视劳动者，我们的劳动价值观上哪儿去了？
教育问题的根源在社会
然而，张志勇无法对人们说清楚上大学无法改变命运的道理。
用葛剑雄的话说，当每个人都发现普通的工人、农民社会地位不高，而社会地位高的人是通过考大学得到的地位，你怎么去让人们相信你说的道理？
“我认为本质的问题是社会不公，引起了阶层之间的过大差距。”葛剑雄说。
在葛剑雄年轻的时候，大学只有少数人能上，门路很多，不一定非要念大学。念师范、上技校、做学徒，没有人觉得是可耻的。但现在，人们认为只有上过大学的才是“人才”，好像除了上大学没有别的出路。教育不是学校的事儿，成了全民的事儿。在这种观念影响下，考不上大学、考不上好大学，人们就会骂“教育制度有问题”。这是荒唐的。
在张济顺委员看来，在这个背后，还有一个很大的价值观的问题——到底什么是成功？
张济顺上中学的年代，对很多人来说，当工人就是成功的标志。而1977年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的她拼命地读书，希望把失去的10年时间找回来。同学们也都没有特别多的个人职业设计。
张济顺说，在社会的剧烈转型和变动中，经济发生了这么大的变革，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都面临着重建，而教育也是其中的一环。
葛剑雄说，如果一个社会能够为人提供广泛的出路，人们就不会把上升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升学这一条独木桥上。而且，如今多数孩子是独生子女，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孩子身上，不允许出现失误，就过度关注教育了。
柯杨委员指出，教育原本的功能是教化人，让人脱离人性的弱点，教人生存的本领，还有一个作用是改变人的社会地位。这个作用在过去这些年里，在高度功利化的社会中，被强调得过分了。人们把改变命运的筹码都放到升学上了。
她说：“我们的社会目标是单一的，不是多元的，过分以物质利益为追求。所有的人都觉得应该进北大，其实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进北大。对教育期望值的单一，其实是因为社会目标的单一。”
需要指出的是，教育的骂名，是教育界自身无法全部洗掉的。因为教育问题的根源在社会。葛剑雄举例说，户籍制度与升学挂钩，逼着孩子千军万马走独木桥去考大学；高校“去行政化”，首先需要从公务员、从政府部门改起；家长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家长整天商量贪赃枉法，孩子诚信得了吗？任何改革都需要各方面配套，只改教育，相当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本报记者 张国 原春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