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了18年的4%，还需要再等待多久？这取决于能否厘清各级政府责任，取决于各级政府之间恰当的分工，取决于政府能否发挥主渠道的作用。曾经，我们在教育投入上，盲目选择了以乡为主，后又改为以县为主的教育投入体制。从全国范围讲，县级政府是难以承担教育投入责任的，更不用说乡镇政府。
关于提高教育经费在全国GDP中比例的政策由来已久。早在1993年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48条中就曾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但遗憾的是，即便是18年前的那一目标，迄今也尚未实现。(《中国经济周刊》3月8日)
尽管按照《纲要》，到2000年，4%已经成为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比的下限，但直到现在依旧是处于悬空状态。事实上，近几年，关于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4%的问题已经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注的焦点。
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是衡量一国教育投入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研究表明，当人均GDP达到800-1000美元时，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下限为4.07%-4.25%。我国人均GDP1998年已经超过了800美元，现已超过了1000美元，但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只有3.28%。低于世界各国5.1%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4.1%的平均水平。
教育投入占GDP的4%提出了18年，仍未达标，是一个让人无奈的信息。何以面对？笔者以为，这与各级政府在教育投入上的责任缺乏清晰化有关。
众所周知，每一级政府都应该在教育投入中分担责任，单靠哪一级政府是不行的。各级政府的教育投入分配比例的合理性，一直是各国政府探讨的重要课题。世界各国对此都有严密而明确的法律规定。德国法律规定，教育投入中，联邦政府应占10%左右，州政府应占65%以上，州以下政府占20%左右。美国实行教育分权制，教育投入中州政府占40%以上，州以下政府占50%以上等。
相比之下，我国既没有从政策上更还没有从法律上规定各级政府的投入比例，此类漏洞致使各级政府投入责任模糊，无法可依。如我国省级财政在国家财政总收入中占有很大比例，但现有体制对省政府的义务教育投入没有任何分担的比例规定。至于县、乡两级政府，各在教育投入中负担多少比例，也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
提出了18年的4%，还需要再等待多久？这取决于能否厘清各级政府责任界限，取决于各级政府之间恰当的分工，取决于政府能否发挥主渠道的作用。曾经，我们在教育投入上，盲目选择了以乡为主，后又改为以县为主的教育投入体制。从全国范围讲，县级政府是难以承担教育更多的投入责任的，更不用说乡镇政府。因此，应建立稳定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体制和义务教育最低经费保障线，强化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投资责任，改变当前两级政府在义务教育公共投资中比例过低的状况。
根据世界银行2001年的统计，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等高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均值为4.8%，而哥伦比亚、古巴、约旦、秘鲁等中低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均值为5.6%。面对这样的数据，我们真的只能抱怨“差钱”吗？
“教育经费占GDP4%目标18年未实现”并非仅仅是“差钱”，相反是与责任界定厘清和公共财政投入方向密切相关的课题。(朱四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