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开幕前夕，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编辑的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1)》出版新闻发布会、由长江教育研究院主办的2011年度“北京·长江教育论坛”先后在北京举行。
无论是北京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还是湖北的长江教育研究院，还有重庆两江教育研究院、奕阳教育研究院等，其身份是一样的——都是民间教育研究机构，他们以民间的立场、建设的态度、专业的精神为推进中国教育的健康发展做着各自的努力和贡献。
从2003年开始出版的中国教育蓝皮书，至今已坚持近10年了。尽管书中的很多选题，没有那么多国内知名学者领衔挂帅，而是由一些小人物——青年学者、媒体记者甚至大学生志愿者来完成，但一点也不影响其独特的价值——因为那些来自田野调查的第一手资料、那些来自不同利益群体的声音，既是对中国教育生态更鲜活、更真实的描述，也为我们审视现有教育政策、主流舆论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2011版的《教育蓝皮书》收录了不少可圈可点的篇章。如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蒯鹏州和江铨合写的《人口变动与教育格局的变化趋势》、熊丙奇所写的《高考人数减少对高等教育的挑战》、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冯晓霞和她的博士生张凤合写的《2010年学前教育：春风已至，尚待化雨》，还有《中小学管理》杂志编辑曾国华撰写的《中小学校园安全的现状与忧思》、中国青年报记者李剑平写的《高考加分乱象及其根源探析》等等，都聚焦于2010年中国教育的重大事件进行深度分析，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而由长江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教育黄皮书，收集的2011年度的教育报告集中直指中国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进一步推进教师队伍建设。同时他们还在长江教育论坛上向今年的两会提出了2011年教育政策建议书：建立“教育特区”，以区域突破带动教改全局。
民间视角是独特的，也是有价值的
“究竟存不存在一个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
在北京大学“社会变革中教育研究的使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著名学者杨东平针对不久前复旦大学C9(即由中国9所顶尖大学组成 “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会议上的热门话题——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公开提出了质疑。
杨东平的看法是，中国高等教育虽然实现了跨越性发展，但其过程中所呈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也是显而易见的：强有力的行政干预；运动式、工程化的思维定式和运作模式；追求短期内大见成效的心态……这一模式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教育产业化的泛滥、教育品质的下降、教育治理难以改善等等，迫切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确立新的教育发展观。
他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只有世界通行的标准，而不会有另外一套衡量的标准。中国高等教育是在改革开放大门打开之后才开始朝着世界一流大学的方向努力攀登的，还正处在行进的学习过程中，不能轻易地断言我们很快就有了一套自己的‘中国模式’。”
杨东平的发言，在会议现场得到了最强烈的回应，提问者频频举手，互动有力。值得注意的是，针对高等教育“中国模式”发出的不同声音，不是来自官方教育研究机构，而是民间学者。
对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简称：《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加快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一些学者至今仍持有不同的意见。
从2004年国家实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以来，与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相配套的寄宿制学校建设不仅在西部，而且在中部，甚至部分东部地区大范围内全面推进。
和以往许多战役性行动相似，整个建设过程中的“一刀切”情况非常普遍，带来了诸如学生辍学率反弹、已有的学校资源闲置等诸多问题。一些学者的意见认为，当前最应该做的工作是对现有的、已经成批量建成的寄宿制学校的情况加以总结，使之巩固和提高，而不是继续“加快”。
据北京师范大学长期研究农村教育问题的袁桂林教授介绍，通过大量文献资料比较和实证研究发现，解决偏远落后地区孩子上学难的问题，大批量建设寄宿制学校并不是最好的办法，更不是惟一的办法。目前世界普遍通行的做法是开通校车，将低年级的孩子接送到中心小学上学，这样既有效解决了学生上学远、不安全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孩子与家人骨肉分离的情感问题。而寄宿制学校仅仅是作为校车方案的补充性措施而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