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即便纯粹地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寄宿制学校也不是一个优化的方案。建设一所完备的(包括配备相应的生活老师、保安人员、校医、厨师等行政后勤人员)的寄宿制学校所花费的资金投入、人力资源投入要比置办几辆校车大得多。中国正处于人口波峰曲线起伏较大的时期，随着自然人口的减少和流动人口增多，一些刚刚建成的寄宿制学校可能很快就变成了闲置的资产，造成资源投入的巨大浪费。面对难以预测的人口变化，选择校车的方案显然更富有弹性，能够做到进退自如。
曾有人说：“政府运作起来倾向于一刀切。志愿组织则相反，他们在不同的领域里活动，因而在各方面都具备丰富的经验。”民间的视角能使政府看到多样化的社会现实。这样的政策建议，让人感觉更具建设性。
教育科研经费应开放更开放些
随着《规划纲要》的公布和实施，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教育改革发展能否取得成功，教育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是重要保证。
政府对教育政策研究的支持力度正在逐年增大。据中央教科所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曾天山透露，我国现在每年用于教育研究的经费已经达到7500万元，估计今年就会过亿；教育研究的成果也很多，每年出版教育研究类的图书约在2000本以上。
但是这些教育研究成果的质量如何？对教育的科学决策起到了哪些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教育政策的制订调整有何积极影响？
《瞭望》周刊曾经发表的一篇报道说，我国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大约有2000个，甚至超过了美国(1777家)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08年智库报告》中，中国大陆被收入的智库仅74家。绝大多数研究机构不为外人所知。
虽然国家设有专门的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也设有专门的教育科学研究所，但是回望这些年围绕“高考指挥棒”打转转的基础教育、出于拉动经济目的高校大规模扩招、一度大幅度滑坡的职业教育、一时间完全拱手交给市场的学前教育……教育事业发展曲曲折折、起起落落的轨迹清晰可见，这里固然有体制机制的原因，但我们也可以问一问，从事教育研究的专家学者有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熊庆年认为，“这表明中国智库对政府权力的依附性、研究的非独立性的特征非常强，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发展民间智库。”民间研究机构因其地位、角色的不同，在教育研究方面态度更为超然，立场更为客观，视角往往有独到之处。
教育研究的环境虽有所改善，但情况并不容乐观。教育研究的课题、经费长期在政府管理下的一个封闭式的系统内部循环，开放程度非常有限。一些在中国教育学会大旗之下的专业学会，凭借负责人曾有的行政影响力，能在体制内轻而易举地获得资金数额较大的资源，一些毫无新意的低水平、重复性课题常常在继续；一些研究人员的主要工作还局限在为现有的政策作注释，为领导的最新讲话作论证，课题的前瞻性、创新性不够，对政策的影响力、对社会干预的程度也很有限。
纵观世界，不仅是教育研究，还有教育咨询、教育督导，许多国家越来越多地依靠第三方——民间的力量来进行。
由于历史、文化、现行体制等多种原因，目前我国从事教育研究的基本上都是在体制内运行的公办机构，来自民间的声音十分稀少，也十分微弱。在民间教育机构从事研究工作的一些年轻学者，他们有热情、有能力，也能提出有价值的选题，但由于难以公平地争取到课题经费的支持，为了生存往往不得不放弃自由的学术环境而拼命地争取回流到体制内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历史已经证明，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不能简单地以公办还是民办来衡量划分。政府的责任应该是努力搭建一个公开公平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在这里发挥能量，绽放光彩。(记者 谢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