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家)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4月4日，北师大管理学院教授、北师大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发的一条微博在网上引发争议，不乏知名学者对其观点提出异议。董藩教授的言论中，除了对其学生提出要求外，还提出“对于高学历者来说，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有支持者认为，追求美好的生活无可厚非。反对者则认为，作为一名教师对学生提出如此要求，太过功利。(4月6日《法制晚报》)
不必对4000万身价论道德绑架
我更愿意认为董藩教授“要求学生40岁有4000万”是一种激励。原因很简单，一方面，对高校教授而言，采用何种方式激励自己的学生，是其教学的自由；另一方面，对已经是成年人的学生来说，是否愿意接受这种激励，也有选择的自由。也许董藩教授的学生听完这句话，会“一笑而过”，反倒是我们这些旁观者盯着这句话较起劲来。
可以肯定的是，董藩教授所有的学生，不可能都在“40岁时有4000万身价”。因为个人际遇不同、人生选择不同，不可能所有的学生都会按照这个标准规划和度过自己的人生。退一步说，如果有学生在40岁时未完成“有4000万身价”的人生目标，只要师徒情谊还在，董藩教授会据此和学生断绝关系吗？显然不会。如此看来，董藩教授的这句话，更是特定语境下的特定表达。如果脱离这一语境讨论，难免会产生偏差，甚至会曲解原意。
考量个人发展的成功，固然不应该仅仅盯着其是否能“升官发财”；教育和激励学生去奋斗，当然也不应该以地位和金钱为坐标。但我不认为董藩教授“要求学生40岁有4000万身价”，和一些调查得出的“九成小学生喜欢当官”之间，有什么直接和本质的联系。原因很简单，如果将针对小学生的调查放到大学生面前，大学生“喜欢当官”的比例肯定没有小学生高——因为大学生们都知道，能“当官”固然很好，但还应该具备足够的资历、能力与背景等客观条件。
所以，既然我们能够理解导致“九成小学生喜欢当官”的原因，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应该明白教授“要求学生40岁有4000万身价”只是一种激励，不必对其进行道德绑架。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人能够更多地认知，在机遇面前能够做出更理性、更智慧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教授“要求学生40岁有4000万身价”，只是多元教育思维逐渐蔓延现实背景下的一次小尝试。 李记(媒体从业者)
“身价”不高，愧对“师恩”？
即便一位20岁毕生的研究生，要想40岁时拥有4000万身价，平均每年也得赚200万，听到这样的要求，不知道董教授的研究生们听了会不会有压力。
当然，既然董教授的话说得如此有底气，想必不会全是信口开河，作为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在房地产业发展的弟子，40岁赚个4000万或许不算啥，放在研究生就业情况并不那么理想的背景下，董教授这句“40岁没4000万身价不要来见我”，恐怕不仅仅是期待和激励，更是最好的招生广告。
事实上，指望学生们读书只为追求真理，恐怕连学生都会觉得“太过天真”，既然连童言无忌的小学生都普遍把“多挣钱”作为奋斗目标和理想，研究生们想必不会不看未来“钱景”。
不难设想，既然董教授的研究生40岁没有4000万身价都算没脸见老师，只要成了董教授的学生，成就4000万身价的概率想必大增，即便不幸沦为个别不争气的弟子，身价想必也不会低到哪里去。不难设想，董教授此言一出，尽管并未对学生的身价打保票，考研学子们纷纷冲着美好“钱景”投拜门下，倒是不难期待。
应该承认，追逐财富本身并没有错，即便学历并不能与财力简单地画等号。从这个意义上说，教授鼓励学生创富致富，原本无可厚非，赋予学生创富致富的能力，也本该是教育的题中之意。但是，“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不要来见我”居然出自一位大学教授之口，恐怕仍让人无法恭维。
毕竟，拿分数的高低判断学生的高下，都是不折不扣的偏见，拿财富的多少来评判学生，当然更是谬以千里。不难设想，在董教授眼中，一位将自己的智慧与精力投身公益的学生，既然被贴上了无能、懒惰、耻辱、失败的标签，显然不会受其待见的。
一言以蔽之，连大学教授对自己的弟子都如此“嫌贫爱富”，甚至给弟子定出了“40岁身价4000万”这样一条以金钱来度量的“及格线”，恐怕更暴露了价值观的迷失。 吴江(职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