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4000万”哲学大行其道是民族之耻

　　“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这是我对研究生的要求。”当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教授，在微博中高喊“对高学历者来说，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之时，他已经为他在网民中赢得了一个新的响亮称号：董钱钱。(4月6日《天府早报》)

　　真该恭喜董教授，因为他已经一语成名了。依其自设成功标准，实乃名利双收。不过，网民们都很想问一个问题：财富意识十足的董教授，这个时候是否已经身价4000万了呢？如果没有，他是否觉得耻辱和失败；如果有，那么他的财富又从何而来？是否果真都能“合理合法”呢？作此猜测或许应该说是网民“仇富”心态的表现，但既然教授嫌贫在先，穷人们“狭隘”点也是情有可原。

　　在“董钱钱”成功哲学里，很多人的人生无疑都是“耻辱和失败”的，因为他们在40岁的时候还远远没有挣到4000万，其中就包括很多他的同行，特别是那些仍旧立志于“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古董”们。以“董钱钱”的标准，他们真该挖个地缝钻进去才好，以免“有碍观瞻”。至于董教授的学生们，遇到这样一个嫌贫爱富的老师，心里大概也五味杂陈；当然，董老师可以因为他们没钱而瞧不起他们，他们同样可以因为董老师太爱钱而瞧不起他。

　　“本是励志一句话，何必暴跳伤心肝。”董教授的本意，似乎只是想用量化的钱数来激励学生创富，如地产大佬任志强所认为的，董藩的话是老师的“一种希望”。可是，如今的社会，已然是一个活脱脱的金钱崇拜社会，实在是不缺少“董钱钱”这样的“激励”。如果搞传销的喊出这种激励话语，公众必然不惊讶，他们向来就是以赚钱作为唯一目标；可是，现在说这话的是堂堂大学教授，他说话的对象也是高学历的研究生，进入微博传播之后更是面向了普罗大众。公众就要问：难道金钱真的是评价成功的唯一标准吗？

　　子曰：贫而无谄富而不骄，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可是新时代的“董钱钱”哲学，却公然叫嚣：贫穷不仅是失败，而且是耻辱；不仅是个人的耻辱，同样是老师的耻辱。倘若大学教授都如此爱钱，并且完全以钱高看或低看他人，大小贪官们贪点污受点贿，造假商贩们加点三聚氰胺，房产商拿根毛竹当钢筋，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在以金钱决定一个人全部价值的“董钱钱”标准里，这些只要没有东窗事发，在个人心里大概都要算是“合理合法”的吧？因为为了赚钱大家都这么干的啊，董教授就是这样“谆谆教导”学生们，并视那些没发财的学生为耻辱的啊。

　　或多或少，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财富梦，这对于一个民族不是坏事；可是，一旦将金钱过度拔高，以至将之作为评价成功的最大标准甚至唯一标准，那绝对又是一个民族的灾难。一个健康的社会，所需要的绝不仅仅只是商人和企业家；就像温家宝总理说的，“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倘若高学历者都掉在钱眼里，以“40岁时至少赚到4000万”作为目标，“董钱钱”哲学大行其道，那才真是我们民族最大的悲哀和最大的耻辱。（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