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师大教授董潘在其微博中称:“当你40岁时,没有四千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赞其说出了真话,有人叹息主流价值观已被侵蚀。董声明:自己是教房地产的,探讨经营之道的时候必须谈钱,而不是讨论道德修养。声明意在解释自己讲话的语境,示意伦理与市场运作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小小波澜折射大问题:市场运作中的“利益最大化”法则,继而还有科技进步所体现的“效率”法则,与人类的基本伦理规则有怎样的联系?其实,这是一个被反复追问的问题。
一百多年前,英国海员在海难漂泊期间吃掉一个病弱垂死的奴仆,因而大多数人维持到了获救。从“生物技术”的层面上说,一个人的肉体作为食物,换取了多数人生存的机会。对此,从普通人到哲学家都在争论,这样做即便使多数人获救但仍有悖人道?还是这符合人类“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掂量?前者,有着人性底线的伦理要求,不计利益;后者,在现实的计算与衡量后取舍,服从利益。
2004年夏,飓风横扫美国南部海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同时,受灾的人们发现自己又面对新的苦难——因供应紧缺而发生的日用品疯狂涨价。佛罗里达的居民愤怒谴责:“刚走暴风雨,又来掠夺者!”从老百姓到经济学家、伦理学家继而争论:是天灾之后趁火打劫的人祸?还是市场规律下供求关系的正常调整?
近年,报端不止一次披露,当公路上发生车祸时,本已损失严重的车主又雪上加霜地面临高额拖车费。人们热议这是道德层面的乘人之危,还是市场运作的缺陷,无涉道德?
事实上,无论追逐利润的市场,还是追逐效率的技术,最终都不能说“无涉道德”。我们注意到,在最市场化的西方,商学院已经在教训中拨乱反正,将企业的社会责任写进了所开课程,今天已经不再有谁敢明目张胆地对学生们“以金钱论英雄”。我们也还记得,爱因斯坦曾经转交一封推测德国正在研究原子武器的信件给罗斯福总统,这才有了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但在经历了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轰炸之后,他又写了一封告美国公民书,继而与哲学家罗素联名发表了反对核战争的宣言。在市场和技术的背后,何曾能脱离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价值取向呢?
这些年,拜金主义已经在我们的土地上腾窜,放肆地冲击着主流价值观的堤坝。从电视节目中单纯少女公然宣称“宁在宝马车中哭泣”的言谈,到大学教授对学生进行励志的“四千万”之说,几乎都是浑然不觉间的真情流露,下意识里认可“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也许,人们谈论的看似市场问题、技术问题、专业问题,但哪一个问题能真正无涉伦理道德?
文明的人类之所以冠以“文明”二字,不仅仅在于我们以理性与智慧创造了物质文明,懂得在市场运作中计算利益,在技术发展中提高效率,还在于我们以向善的基本态度创造了精神文明,规范了我们的伦理价值尺度。这个世界,不仅仅是物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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