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科大成功意味着什么

　　上周五，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回答记者提问：南方科技大学45名教改班学生，今年必须要参加高考的事情是否属实？教育部为何不支持南方科技大学的自主招生？她讲了四句话，核心是任何改革首先要坚持依法办学，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以制度来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

　　本周一，近日获深圳市政府常务会审议并原则通过的《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对外公布，并于7月1日起实施。据报道，这个《办法》被校长朱清时称为南科大“基本法”。深圳市法制办负责人表示，为南科大专门立法本身具有重大意义，成为南科大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实现南科大依法治校、依法办学的重要法律依据。“香港高校普遍采用这样的法定机构运作模式，为南科大制定《管理办法》正是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打破现有政策法规和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框架束缚，实行法定机构运作模式的一次有益尝试。”

　　一个是教育部的“依法办学”，一个是深圳市政府通过的南科大“基本法”，限于篇幅，我不在本文中详细探讨两个“法”之间的天壤之别和互相“打架”之处。仅就4月底深圳市委组织发布《关于公开推荐选择南方科技大学(筹)副校长等领导干部的公告》那场“行政化”风波而言，市政府通过的“基本法”规定：理事会为最高决策机构，可聘任解聘校长。副校长由校长提名理事会聘任。校长卸任后，副校长需由新校长提名并经理事会重新聘任。显然，也难怪教育部不给南科大放权，深圳市为一个副校长由谁聘任还没弄清楚呢。7月1日后，有两拨副校长都来向朱校长报到，那才热闹呢。

　　抛开部门权力不说，单从搞好工作来说，南科大“基本法”的规定更有利于干好事情。副校长由董事会根据校长提名聘任，体现了校长责权一致的原则和精神，最大限度减少校长、副校长实际上谁也管不了谁的掣肘。但是，在当代中国办大学，既不是大楼之谓，也不是大师之谓，而是大权之谓。连一点小权都不愿意放，哪个部门愿意把人事大权放了？

　　从理论上说，南科大是可以办成一所成功大学的。甚至可以说，不只是南科大，只要教育部下决心，大学去“行政化”，中国很多大学都可以办成世界一流大学。我们现在的各方面办好大学的条件，难道不比100年前的清华、73年前的西南联大强百倍吗？办学条件好了，为什么反而有了“钱学森之问”？当然是“行政化”体制，也就是权力化体制束缚了教育发展。“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权力这个东西，几乎在所有地方都好使，惟有在精神生产领域，大到学术研究，小到写篇美文，权力不太好使。不是谁的行政权力大，谁就能有科技创新，或能写出好文章。教育部不信邪，偏要证明全世界都无法证明的东西。

　　中国人一点都不笨，现在的中国人也不比过去的中国人笨。因此，南科大要成功并不难。难在南科大如果成功了，不是有更多的大学要走南科大的道路吗？那就意味着教育部过去的一套管理模式是僵化、落后的，教育部要改革自身的许多东西，包括大学之间搞什么达标、评比之类的劳什子。中国的改革，从来都是混不下去了才改革，一改就是大改，不是小改。现在的行政化体制，至少让教育部成为中国可以安排副部长级官员最多的权力机关。几十所副部级大学，教育部出去一个司长到大学就是副部级，南科大要把这个打破，堵了多少人的升官之路？大学是出大师重要，还是出大官重要？对国家和人民来说，大师重要。但到了具体部门具体人，也许大官更重要。这就是教育改革的最大难点。“功夫在诗外”。教育改革也是如此，按教育规律培养大师不难，既要培养大师更要保证数不清的大官有职有权有位，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苏文洋)